合法性问题是任何一个政党执政都不可忽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培育和巩固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增强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是稳定和巩固政权长期执政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手段。这对于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共执政的具体实践中,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合法性问题,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及其执政党才存在合法性问题,这一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了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流失严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开始在自己执政合法性问题上有了清醒的认识,并注重按照政党政治的规律来开拓执政合法性资源。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执政党的兴衰,尤其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关注。这使得中共执政的忧患意识日益增强；使得中共认识到：革命的合理性并不能替代执政的合法性,过去的先进性不等于今天的先进性,过去的历史功绩不能替代现实的作为；使得中共认识到：执政合法性资源的获得与维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有时时刻刻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才能真正赢得执政的合法性；也使中共认识到：中共必须按照政党执政规律办事,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源源不断地得到供给,并永葆中共的青春活力。通过研究,揭示中共执政的规律,尤其是执政合法性资源建构的规律,从而更好地为提升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服务,正是本论文的目的。围绕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研究,论文首先对合法性资源的概念及合法性资源的类型进行了界定,对与合法性资源相近但又有区别的概念——执政资源和组织资源进行了辨析,并对研究合法性、合法性资源的意义进行了阐述。论文就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分别进行了共时性分析和历时性分析。在共时性的视角之下,笔者认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主要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资源、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资源、统治绩效合法性资源以及个人魅力合法性资源等五个方面的合法性资源。在历时性的视角之下,论文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年10月到1956年)、社会主义曲折发展时期(1957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现在)。在此基础上,论文分别对三个时期的合法性资源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共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是不同的,因此,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合法性资源问题,要根据时代的特征与变化来维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论文指出了当前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面临着来自三个层面的挑战,即：在政治制度层面,主要表现为政治发展进程中的腐败、政治参与的扩展与政治参与渠道的不健全之间的矛盾；在意识形态层面,主要表现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歧异的政治文化之间的紧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之间的紧张；在统治绩效层面,主要表现为经济绩效的困局、经济利益的分化与新社会阶层的挑战、社会公正问题凸显、稳定绩效困局等。在当代中国发展变化了的国内外背景之下,结合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面临的挑战,论文着重就如何建构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的问题进行了思考。笔者认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建构可以从构建和完善监管机制、政治参与机制、整合机制、政治妥协机制等方面展开；意识形态层面的合法性建构可以从构建和完善共识机制和创新机制等方面展开；统治绩效层面的合法性建构可以从构建和完善汲取机制、协调发展机制、再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展开。本论文的重要目的是,通过对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分析,试图得出对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的规律性认识。因此,在结束语部分就是尝试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梳理和归纳。在此基础上,得出几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