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历史地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理论指导下,采用多种研究方法,从多个角度,对秦汉时期的郡、国、县、道等行政建置和政区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针对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汉书·地理志》义例、秦三十六郡之具体郡目,以及西魏国、犍为郡等若干郡、国、县、道的建置问题进行探讨,并旁及相关边界及交通问题。首先是从整体上来看秦汉时期的郡国建置,其次是关于具体郡国建置演变的考证。按照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以及时间先后和郡县层级来排列,依次是《汉书·地理志》义例、楚汉之际的西魏国、西汉长沙国、犍为郡、朱卢县、武都县以及西汉初年关中地区侯国分布等问题的研究：一、班固撰写《汉书·地理志》,其所据原始资料著录之秦郡数目远不止三十六个,然其泥于三十六之数,遂删减了若干郡目,以自圆其说。司马彪撰写《后汉书·郡国志》,亦知秦郡总数不止三十六,其进黔中、鄣郡,去南海,增秦郡目至三十七,正反映了司马彪的无奈。二、楚汉之际,由项羽分封之西魏国,其疆域仅包括河东、上党两郡,而不包括太原郡和河内郡。当时,太原郡属于代国,河内郡属于殷国。河内郡虽然曾经属于西魏国,但是为时甚短,仅维持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独立为殷国。西魏国拥有的城邑应为三十二个,而非以往研究所认为的五十二个三、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将黔中郡分为黔中、长沙两郡。二十六年(前221年),两郡分别改名作洞庭、苍梧。汉元年(前206年),两郡合为一郡,名曰长沙,属于临江国。汉五年(前202年),临江国灭,北部的南郡归属汉廷,南部的长沙郡立为长沙国,后分为长沙、武陵、桂阳三郡。同年,淮南国之庐江郡南部地区分立为豫章郡,而豫章郡在建立之后,先是划入长沙国,旋即回归淮南国。四、《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犍为郡始置年代,是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其说为后世所遵从,而荀悦《汉纪》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系其事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然两说皆误,应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订正为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五、《汉书》记载朱崖、儋耳两郡的置废本甚清晰,但至迟从五代宋朝以来,一些典籍关于此事的记载却已模糊不清,甚至与事实多相抵牾。迄至明清时期,诸多方志递相沿用以往成说,层层相因,以致以讹传讹。近代以来,关于该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但多重证据显示,西汉合浦郡之朱卢县不在今海南岛上,其后东汉之朱崖县也不在海南岛上。六、武都道一地在西汉初年就出现了,而“武兴”作为地名首次出现是三国时期。西汉武都郡武都县(道)位于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南,而武兴位于今陕西省略阳县,两地相去数十公里,不可等同。七、明清以来,研究西汉侯国者多以为三辅不置侯国,而西汉初年的史实反映其时关中地区有一定数量的侯国存在。汉六年(前201年),刘邦趁册封侯国,将大部分侯国迁至关东,此后,关中地区鲜有侯国存在。下篇是关于边界、交通、民族及其他内容的研究,依次为战国末年的“东故徼”、秦汉时期北部边界、秦汉时期西南边界、五尺道、王翦南征、“越骑”、“常从”等问题：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藏秦简有“东故徼”一语,经考订,其为战国末年秦楚两国的一段边界,位于安陆、沙羡、州陵一线,该线以东为楚国,以西为秦之南郡；秦朝时期,为南郡与衡山郡之界线；在西汉初年则为汉廷直辖地区与王国区域的界线,直至南郡、衡山分置江夏郡,这条“东故徼”方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二、秦朝末年,中原纷扰,匈奴南下与秦界于“故塞”,所谓“故塞”,即是战国时期修筑的秦昭襄王长城、赵武灵王长城和燕长城。汉兴之后,依然与匈奴以“故塞”为界,虽然匈奴屡屡进犯,但由于汉军的顽强抵抗和匈奴民族习性使然,西汉仍能保持这条边界,直到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此边界才开始向外拓展。辽东一地较为特殊,其地退守“故塞”并非是秦末,而是汉初,退守原因亦不同于其他各处。三、战国时期,秦灭蜀,遂有蜀国故地,其后秦在蜀故地基础上不断向外扩张,尤其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更是大规模开通西南夷。秦灭后,西汉建立,由于国力疲敝,汉初放弃了相当一部分秦之新开地,重新收缩至“蜀故徼”,直到汉武帝初年,始复通西南夷,突破了这条边界。而以白马氐所建之武都郡,并非是由陇西分出,而主要是分广汉郡所置。四、五尺道是秦统一六国之后在西南地区开通的一条道路,因路宽五尺而得名,连接当时的蜀地和西南夷地区,这是学界的通识,但一些文章不认同这种说法。通过释读“秦灭”和“秦灭之”,进而确定五尺道开通时间,从而在时间上区分这两条道路；继之,考察石牛道和五尺道的分布地域、路线走向,以从空间上辨别两者的异同；最后,指出根据路宽判断道路性质的不合理性。五、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王翦南征百越；三十三年(前214年),尉屠睢平定南越,设立岭南三郡。这是两次完全不同的战役,而《淮南子·人间训》中的记载应为后者,与王翦南征无涉。六、两汉时期,军队编制中有“越骑校尉”一职,如淳以为系以归附之越人充任,但是《汉书·王莽传》的记载明确显示“越骑”之兵源来自关中(关西)地区,与所谓“南越”、“东越”之越人了无关系,又荀悦《汉纪》“越骑校尉掌馹骑马”亦显示“越骑校尉”与所谓越人没有必然联系,其记载不宜轻易否定。七、“常从”一词屡现于《史记》、《汉书》,而诸此书注疏家均无解,一些学者以之为“职事名称”,并推测其很可能就是参乘,但《史》、《汉》等诸多例证均证明“常从”只是史学家笔下的一句习语,而非官职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