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起,苏联领导层对于西方核威胁的认识日趋现实而悲观。一方面,他们认为西方的实力正取得迅猛发展,苏美缓和时代所建立起来的战略均衡面临失衡的危险。另一方面,苏联感到西方的对抗性色彩愈发增强,展示出使用武装力量的意愿,甚至是打一场有限核战争。作为回应,苏联开展了大规模的导弹现代化计划,意在提升应对西方核打击的预警时间。同时,情报部门开始实行一些情报搜集项目以构建起一个更为完善的情报预警体系。1981年1月里根上台后,美国政府实行的更为强硬的对苏政策导致苏联部分机构更为严肃地思考西方对其发动突然性核打击的可能。其中,苏联情报界和军界领导层尤其害怕低估危险,提出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失衡可能会导致西方更倾向于对其发动核打击,而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国际部等与西方有着直接接触的机构则较为乐观。由于“强硬派”人士的政治实力较强,苏联最终趋向于更为警惕地来解读西方的意图。面对西方有可能发动突然性核打击的现实危险,时任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在1981年5月开展了一项专门的情报行动——“瑞安行动”。在他的设计中,“瑞安行动”一是旨在消除“突然性”,即苏联情报部门在西方还在进行相关准备时及时给决策层发出预警,从而大幅提升苏联的反应时间。二是在于弥补苏联技术情报能力的不足,给苏联的战略安全再加上一层保险。在具体的行动模式方面,“瑞安行动”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全方位的情报搜集活动,驻外情报部门要对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民防、情报等各个领域展开大规模的侦察活动,展现出西方核战准备的完整图像;第二,反情报行动,防止西方情报部门利用各种代理人在苏联内部进行各类渗透和颠覆活动;第三,积极措施,情报部门应给西方的和平运动和反核运动以各种支持,从而在西方内部制造分裂。此外,苏联还加强了与华约各国的情报合作,建立了一张广阔的情报预警网络。“瑞安行动”开始后,莫斯科方面不断下达指令来强调行动的优先地位,并且对侦察对象不断地进行细化。由于情报搜集范围过于广泛与轻视情报分析,“瑞安行动”在开展初期有着诸多缺陷。进入1983年,苏美间一系列危机事件的发生更是让苏联情报界和决策层愈发感到紧张,并在当年11月的“优秀射手83”事件中达到了顶峰。从这一时期苏联的核战略选择来看,甚至暗藏着对西方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可能。同一时期,美国情报部门通过英国逐渐获知了有关“瑞安行动”以及苏联核战争恐慌的相关情报。然而他们却没有警告决策层其对苏政策产生了反效果,因为在他们看来,苏联有关“核战威胁”的一系列举动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宣传战,而并不是真的害怕遭受西方的突然性核打击。受此影响,美国情报部门在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评估报告中不断重申这一错误判断,直至1990年才做出重大修正。与之相比,里根更早地认识到苏联对于核战争的恐惧可能是非常真切的,为此他在1983年末至1984年初开始对苏联实行有限缓和,最终推动了东西方第三次缓和的到来。1984年间,“瑞安行动”也经历着一些深刻变化。一方面,苏联情报部门对该行动进行了完善,强调补充、修正和细化情报搜集对象,加强与各国间的情报分工,增加对技术情报的使用,加强行动统筹和协调以及改进情报分析。另一方面,由于苏联领导层决定寻求通过谈判来实现与西方的和解,东西方间的紧张状态有所缓和,导致“瑞安行动”在苏联情报活动中的优先地位有了一定降级。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在对外关系中推行“外交新思维”,对内逐渐推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使得苏联与西方的关系进一步得到缓和。然而在东西方关系总体向好的背景下,“瑞安行动”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继续发挥作用。这一时期,克格勃进一步加强了与史塔西的合作,让后者肩负起更多任务。1988年以后,随着“公开性”在克格勃内部的开展,苏联情报部门对于外部威胁的认知不像过去那样紧张了,从而导致“瑞安行动”的优先地位进一步下降。1991年苏联“八一九事件”后,随着克格勃的全面改组,普里马科夫最终取消了“瑞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