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股票市场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无论从上市公司数量还是股票市值总额都达到了很高水平,然而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我国的股票市场还不够成熟,股票市场内部机制有待完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为提振经济而实行了四万亿投资计划,而同时配套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M2增长速度过快,广义货币量已经超过100万亿元。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流动性除了为政府投资提供保障外还有大量资金进入了资本市场,而流入资本市场的资金有多少能够正在转化为实体经济的投资对于我国的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研究宏观货币政策对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往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研究主要是从企业财务状况和资本结构等方面做出的,主要研究是在微观层面进行,而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到上市公司的投资则很少研究,本文的研究正是弥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以上市公司的利润额、股权融资额、债务融资额为中介指标,通过两个阶段的传导机制,其中第一阶段为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中介指标,第二阶段为中介指标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将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与宏观货币政策的变化联系起来,达到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有机统一,同时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提供微观理论基础。本文采用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影响上市公司投资支出的各个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因素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运用我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运用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双对数多元回归模型,在传导机制的第一阶段以广义货币量M2为解释变量,三种传导机制的中介指标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做实证分析,验证货币政策是否能够引起中介指标的显著变化,保证传导机制的第一阶段畅通。而在传导机制的第二阶段则以上市公司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被解释变量,以股权融资额、债务融资额、利润为解释变量,通过研究货币政策三种传导机制的中介指标与上市公司投资支出的关系,来验证传导机制的第二阶段是否畅通,通过两个阶段、三种传导机制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货币政策影响上市公司投资的三种传导机制在由货币政策变化到中介指标变化的第一阶段能够顺利地传导,而在第二阶段由中介指标到上市公司投资的传导中,股权融资额无论是在大型上市公司还是小型上市公司都无法顺利传导,利润额与债务融资额只对大型上市公司而言能够顺利传导,对于小型上市公司而言三种中介指标均无法顺利传导。从总体上看宏观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额和利润来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而股权融资额对上市公司的投资影响不大,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很多大型国有上市公司对股权融资获得的资金并未真正用于投资支出,而是解决企业内部或母公司资金紧张问题,并且由于市场利率并未完全实现市场化与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的存在,使得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对宏观货币政策的敏感性也不高。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首先要加强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使市场利率能够充分反映货币政策的变动,并通过影响资金成本对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造成影响,从而影响到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其次要减少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的干预,并严格控制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机制,使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提高,减少重复低效的投资支出,而后还要完善股票市场对募集资金用途的法律监管,减少上市公司股权募集资金被母公司占用的情况,使股权募集资金真正用于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最后要加强上市公司的内部融资,并处理好内部融资与股东分红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