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现象在世界上历史悠久,但是,对于翻译现象的系统研究开始的却比较晚。由于翻译的运作离不开语言,翻译最初一直被认为是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随着语言学研究的系统化,语言学研究方面的理论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用于研究翻译。于是,一直以来,翻译研究就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着。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翻译现象显然无法用文本对照的语言学理论进行合理的解释,研究者日益注意到影响翻译实践的各种外围因素。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走出了语言学研究的小格局,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目的语文化的操控和决定性的影响日益彰显,尽管它也不排斥译者个人的操控和改写。尽管如此,它还是侧重于翻译研究的宏观的探讨,缺乏对于译者个体作为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出现了对于译者研究的忽视。作为对这种偏激做法的纠正和反驳,翻译的主体性研究即对译者的研究逐渐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新方向,获得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20世纪初,中国文坛出现一大批卓著的作家兼译者,郭沫若、胡适、鲁迅、闻一多、朱自清、徐志摩等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兼翻译与创作于一身,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及现代文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徐志摩,这位富有传奇和浪漫色彩的作家兼译者,其文学翻译活动,尤其诗歌翻译实践,一直都是翻译研究者们争论的对象。研究者们的研究角度纷争抵牾,大相径庭,如何看待这种情况,还徐志摩诗歌翻译实践一个客观认识,就成为了徐志摩诗歌翻译研究方面的困境。作为探讨社会个体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学,为译者翻译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因为作为社会独立个体的译者,其翻译行为也必然遵循社会学规律。为此,作者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从徐志摩在其诗歌翻译中的选材、翻译策略及翻译接受等方面对徐志摩这位译者进行一个全面的透视,力图使人们对徐志摩的诗歌翻译有一个更为客观公正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为翻译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某些启发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