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我国分税制改革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特殊产物。历经2007年之前的萌芽起步,到金融危机后集中进入爆发式增长发展,再到逐步规范监管,平台发展始终与地方政府债务演化过程息息相关。源于平台诞生之初即被赋予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属性,长期以来,各地通过平台举债弥补财政缺口,一些地区甚至借此来完成政绩目标,迎合以GDP增长为最主要考核标准的官员晋升制度。2014年中央开始要求融资平台剥离政府融资属性后,其更是成为隐性债务最主要集聚地。尽管受经济增长与风险规避双重治理逻辑的影响,中央政府对于融资平台的债务监管实践呈现宽松-紧缩周期,但近年来已经在平台举债、用债、还债等各环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监管框架。十九大以来,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是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重点任务。进入“十四五”新阶段,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继续加速,“开前门,堵后门”工作不断压实。2021年,随着疫情影响下的经济逐步复苏,对于融资平台的新一轮紧缩监管开启,前期不规范运作弊端显露,平台如何在隐性监管框架下突破瓶颈转型改革成为关注焦点。本文基于隐性债务监管视角,首先分析融资平台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不仅制约平台脱离发展瓶颈,也是其不断形成新隐性债务的根源。其次,对于融资平台隐性债务风险传导机制从纵向及横向路径作进一步解释,点明平台债务风险外溢将严重影响我国整体财政、金融系统稳定,同时对我国平台监管政策进行具体梳理。根据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中央政府与融资平台的两方演化博弈模型,采用Matlab进行算例检验,进一步论证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作为监管方应当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融资平台方应降低债务负担从而降低转型成本,并不断提高盈利能力。博弈分析同时印证了当前中央监管“高压”态势下,平台的最优策略应为积极寻求市场化转型,基于此结论本文综合考虑成本及收益因素继续构建了平台转型发展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赋权进一步厘清关键因素指标,发现当前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平台发展影响较大,同时也应当关注其长期偿债及持续盈利能力。接着采用TOPSIS模型对样本平台排序,结果显示不同区域平台发展水平呈现显著差异。最后引入苏州城投案例为政策建议部分提供实际支撑。一方面是平台自身应转变理念、调整业务,依据不同资源禀赋情况分步分类推进转型;另一方面,也需从制度、法律等层面不断优化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