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百年前的“文白之争”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汉语表述文学的方式。白话文运动一方面建构、扩张着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遮蔽、挤压着文化保守阵营的自我表述方式。恢复这种“执拗的低音”的自我表述,对于我们返回历史生成的现场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这是为什么我们要重视钱基博的文学正名、钱基博的“文体新命”的原因。钱基博在艰难的“文体之争”的历史格局中承担了文体新命的历史任务,从传统文体学出发为文学正名、同时开出新命,以此维系斯文正脉,守护学术人心。更重要的是,他的“文体新命”深刻关联着一条隐蔽的“以国性救国势”的救国道路。这首先要求我们重构自身的诠释学框架。绪论部分借助保罗·利科的诠释学提供了一个具有历史反思力的框架。在“文白之争”的背后是“文体之争”的道路分歧：一条是白话阵营的,一条是文言阵营的。白话阵营的文体建构道路,是逐步将在本国文体学中至高的“文体”(文章体统)概念,置换为附属于现代“文学”(literature)概念下的文类(genre) 、风格(style)等概念,从而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现代书面语体系。相比于白话阵营文体建构所指向普遍主义的政治认同,文言阵营的文体建构更加强调文明价值的政教认同。“文体之争”成为我们探究钱基博的背景铺垫。第一章探究了钱基博为文学正名的路径、依据和旨归。他超越了同时代的“文白之争”,返回到之前的“骈散之争”中接续了一个能够兼容骈文和古文的“文”的概念。他返回到“文”之原本的目的,是找到“文”的原理性依据,从而以“文”定义“文学”。有了这样的原理性、恒常性通变的依据,他就可以重新激活“文学”走向行动的方式：“文学的本质在美,其大用在感兴”。第二章详细地揭示了钱基博的“文体新命”的内在构成。正与前面以“文”定义“文学”的内在路径一致,钱基博的“文体新命”尽管具有新科学的色彩,但内里主要还是遵循旧途径。来自严复的内籀、外籀之术为钱基博启发了一条执古御今的时代性路径。具体而言,钱基博的文体四分法内在遵循的仍然是诗教文脉。在用今之术的方面具代表性的是钱基博在1920年编写的《酬世文范》《语体文范》,二编分别指向了文言框架内“贵俗”的调整和文言框架外的对语体文的收编；在执古之法的方面,钱基博的《模范文选》(1935年)和《国师文范》(1939年)导向了更深层的文法的普遍化和文体的实用化的学理建构。而最具“文体新命”意味的要数广为人知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这本书在史体上贯彻了观其会通的理念,也引发了新旧阵营的种种评价。但如果放在“文体新命”的视野上来看,我们应该尤为注意其中“昭其义”的层面。第三章在文体与国性之间建立了一种诠释学关联。这也就揭示了钱基博的“文体新命”具有更为开阔的历史意味。文体新命是“旧文明复活”的国学运动的一个构成部分。而钱基博所理解的国学运动是“国性之自觉”的运动,是一条重塑国性、文明演化的道路。这条保守学人的救国道路可以命名为“以国性救国势”。这条救国担纲的道路,是钱基博的“文体新命”的最终归属。至此,我们籀绎了钱基博的“文体新命”的内在理路。本文结语部分把钱基博的“文体新命”的内在理路归纳为“从文体之争到古今之争”,这为我们重新理解“文白之争”的历史生成现场提供了一种诠释的深度模式。论文也试图将钱基博的“文体新命”向当下重新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