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诗“怨”理论起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孔子、孟子从诗歌功能论的角度，把“怨”界定为儒家政教的仁义孝亲。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和刘勰的“志思蓄愤”，从诗歌创作论的角度，提出了“怨”为文学创作的动机或内容，使诗“怨”理论进一步发展，为钟嵘诗“怨”理论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而魏晋南北朝的世积乱离、文人受挫的政治背景，儒衰玄兴、以悲为美的文化背景是钟嵘《诗品》诗“怨”理论特定的时代背景。在《诗品》中，钟嵘对他的诗“怨”理论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并且把这一理论应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从本质论的角度来看，“怨”是钟嵘最为推崇的诗歌情感，他把诗歌的“怨”情由先秦两汉时期的儒家之志扩展为魏晋时期所倡导的个人之情；从创作论的角度来看，“诗可以怨”的提出，把“怨”产生的原因由自然、政治扩展到社会的人际感荡；从接受论的角度来看，“滋味”说是诗歌“怨”情表达的审美标准；从批评论的角度来看，“怨”是钟嵘品评诗人的一个情感标准。《诗品》的诗“怨”理论对后世诗学理论影响深远，诗学家围绕着“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诗歌本质论，继续对诗“怨”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