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发展与土地供需矛盾的激烈冲突,近年来土地违法现象逐渐扩张蔓延。面对严峻的土地违法形势,理清违法行为背后的形成逻辑与诱发机制,探索地方官员经地域性任职变动后对区域违法用地行为的影响,对于遏制土地违法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将着眼于地方官员任职经历的区域变动,挖掘地方官员交流经历对其土地利用与管理行为的影响,进而探究地方官员异地交流与土地违法行为间的联系,这对于进一步完善土地违法行为机制研究及地方官员土地利用决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并且也有助于对地方政府土地利用管理机制的健全与完善提出合理建议,以进一步对土地违法现象进行有效治理与遏制。首先,本研究以对土地违法影响因素及官员异地交流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分析为基础,构建了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对土地违法影响的理论框架,分析地方官员异地交流经历的任职区域性变动与区域土地违法变化间的深层关系及其决策动因,即认为地方官员在异地交流发生过程中,可能通过“行为惯性效应”及“社会学习效应”两种途径产生土地利用与管理行为的强化或变化,从而对流入地土地违法现象产生具体影响。其次,在对官员异地交流、土地违法现状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后,整理二者近年来的时空变化,以初步发现的规律为基础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将官员交流经历分为“中央-地方”和“地方-地方”两类,分别对中央调派官员和省际间交流官员的行为决策进行剖析,同时将省际间官员交流依据地方土地违法严重程度进行分类探究。最后,以实证模型的估计结果为基础,具体分析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对土地违法影响的内在动因和影响结果,并对中央政府及省级政府土地违法治理与土地管理机制完善提出合理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央-地方”交流模型结果显示,中央任职官员向地方进行交流就任省级官员对流入地土地违法案件数和面积的影响均不显著。第二,“地方-地方”交流模型结果显示,省级官员由违法相对严重地区向相对轻微地区的交流,对流入地土地违法案件数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而对土地违法面积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地方-地方”交流模型结果显示,省级官员由违法相对轻微地区向相对严重地区的交流,对流入地土地违法面积有显著负向影响作用,而对土地违法案件数并无显著影响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炼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对于不同区域来说,地方官员由区域内部进入交流和区域外部进入交流可能对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影响。第二,中央政府官员通过调派进入地方就任省级官员,在交流后可能会受地方现实与环境影响作出相关行为决策。第三,土地违法相对严重地区官员向违法相对轻微地区交流,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流入地土地违法的增加,即“注重扩张、违法管控不严”经验移植。第四,土地违法相对轻微地区官员向违法相对严重地区交流,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流入地土地违法的增加,即“理性决策、严格管控违法”经验继承。论文最后依据研究结果,对抑制土地违法行为和完善地方官员交流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首先,从地方官员的行为决策出发,需要完善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改变追求速度经济的地方发展决策现状,将规范化利用土地资源、违法行为管控的努力程度等相关因素纳入政绩考核范围,力图从土地违法利用最初期遏制违法利用行为,消除土地违法行为决策内驱力。其次,完善地方官员交流制度。在官员交流决策初期,对其既往的土地利用与管理行为进行考察,在官员交流过程中,定向地加强对地方官员的跟踪监察。最后,需要严格土地督察制度,强化土地执法监察力度,从提高定罪几率和惩罚力度两个方面,双管齐下,提高土地违法成本,抑制土地违法现象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