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客运服务是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支撑条件,在保障农村地区居民交通公平、便利日常生产生活出行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农村客运服务的发展经历了计划供给、放开供给、规范供给、优化供给等阶段。目前,部分地区农村客运服务覆盖范围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多元化、个性化的运输产品日益丰富,但也有很多农村地区仍存在受农村公路条件制约未开通客运线路、因经营效益差客运线路“开得起、留不住”、即使维持运营但客运服务质量较差且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此外,在实践中对于农村客运服务的基本属性、供给主体等也存在着不同认识。从国外经验看,发达国家日益重视公民基本交通权,在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已经出现相比班线运输更加灵活的农村客运服务产品。那么,农村客运服务的基本属性及政府的供给义务是什么?导致我国不同地区农村客运服务供给效果存在较大差异的作用机理是什么?适应我国农村客运服务的供给方式又是什么?通过对目前国内外既有研究的梳理,上述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首先,对农村客运服务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运输组织、运营模式、线网布设及站场布局等方面,对农村客运服务属性的界定和政府治理的分析较少。其次,一些文献从系统论、资源配置等经济学视角研究了农村客运发展问题,但鲜有文献从多元治理、权力均衡及行为博弈等方面来剖析农村客运服务供给的内在机理。第三,在我国当前农村客运服务供给中,要么由政府直接通过国有企业来供给,要么由民营企业来供给,对农村客运服务供给中政府与市场合作的具体方式及不同供给方式的适应性分析不足。针对上述问题,综合运用多元治理、权力均衡及演化博弈等分析方法,构建了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分析框架,理论研究和数理解析了农村客运服务供给的内在作用机理,阐释了政府作为“元治理”对市场和社会的反馈传导机制,提出了农村客运服务供给方式谱系和适应性测度方法,识别了影响农村客运服务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分析了需求响应式交通服务和凭单制在农村客运服务领域的应用。围绕农村客运服务的供给机制、供给方式和实现路径,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归结如下:第一,论文明确了农村客运服务是我国农村地区居民基本交通权的主要保障手段。公民基本交通权具有本质属性、实现形式和外部特征三个层次的表现形态,其中,本质属性是基于交通公平理念对公民出行权利的确认;实现形式为公共服务;而外部特征则表现为准公共物品、正外部性和公益性等。因而,农村客运服务是政府基于交通公平理念,动用一定的公共资源对农村地区居民基本交通权的主要保障形式。第二,论文构建了决定农村客运服务供给机制的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权力、市场所代表的经济权力和社会所代表的社会权力在农村客运服务供给中的相互作用关系,阐释了公平导向的政府—社会关系、效率导向的政府—市场关系、效能导向的社会—市场关系共同决定了农村客运服务的供给。其中,政府—社会关系决定了农村客运服务的交通权属性以及政府在农村客运服务供给中的义务;政府—市场关系决定了政府在交通公平理念指引下,应采取适当的供给方式以提高农村客运服务的供给效率;社会—市场关系决定了为兼顾公众个人效用最大化和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需要采用更为灵活的运输组织和服务方式。政府及其所代表的政治权力在农村客运服务供给中居于“元治理”地位,承担着组织者、协调者和供给者的作用,由其确认的公民基本交通权要求政府在农村客运服务供给中承担最终保障义务。第三,论文解析了政府、企业、公众在农村客运服务供给中的博弈行为。分析了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政府设租并追求自身利益、政府同时追求社会福利和自身利益三种情景下,政府、企业、公众三个利益相关者在农村客运服务供给中的策略选择和动态博弈均衡,结果表明政府在促进权力博弈均衡过程中主导作用明显,其决策行为会对企业的生产行为和公众的出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政府寻租可能导致企业过度供给或供给方式选择性扭曲;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对政府激励具有正向的生产策略反应,其生产意愿随着期望收益的增加而增长;公众对出行方式的选择始终以自身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而效用的识别和衡量来自于公众的主观判断。在我国,建立健全有责政府是农村客运服务效果逼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重要制度保障。第四,论文提出了农村客运服务供给方式谱系和不同供给方式的适应性测度方法。农村客运服务供给方式谱系是由政府直接供给、完全市场化供给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助、凭单等政府与市场合作的供给方式所共同构成。论文建立了由技术经济指标层、政府指标层、市场指标层、社会指标层等构成的适应性测度指标体系,提出了对不同供给方式在我国农村客运服务中的适应性进行测度的方法,发现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通过影响测度权重导致不同供给方式在适应性上的差异,凭单、特许经营等更具市场化导向的供给方式日益受到利益相关者偏好,在北京市昌平区和贵州省黔南州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判断。不同供给方式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利益相关者动态博弈选择的结果,建立科学规范的农村客运服务供给方式比选机制有助于博弈规则和决策过程的显性化。第五,论文分析了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分析框架下改善农村客运服务供给质量的实现路径。从政府—社会维度,分析了居民基本特征、出行行为特征和服务供给特征等方面因素对农村客运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程度,识别出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实证发现代表性发达地区农村客运需求强调时间和票价因素,而代表性欠发达地区农村客运需求对覆盖范围相对敏感,说明不同地区对农村客运服务的偏好是不同的。从政府—市场维度,需求响应式交通服务是一种以乘客为导向的弹性运输服务,能更好实现需求和供给在信息、时间、空间、规模上的有效匹配,从而有利于提升农村客运服务的供给效率。从社会—市场维度,通过凭单制可以赋予农村客运服务的需求方以更大选择权,供给方必须通过竞争来获取附着于凭单之上的政府补贴,同时凭单制也可以控制政府的支出水平,从而有利于提高农村客运服务供给的效能。在农村客运服务领域更多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是改善其供给质量的有效路径。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明确了农村客运服务是保障农村地区居民基本交通权的重要手段,构建了农村客运服务的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分析框架,分析了农村客运服务的供给决定机制,探究了三种情景下政府、企业、公众的策略选择、支付水平和社会福利后果。(2)阐明了由政府直接供给、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贴、凭单、完全市场化构成的农村客运服务供给方式谱系,提出了不同供给方式适应性测度方法。(3)识别了影响农村客运服务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分析了需求响应式交通服务在农村客运服务领域推广的必要性和主要措施,对凭单制在农村客运服务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