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中国迫切需要大批翻译人才,开展翻译教学是培养合格翻译人才的有效途径。在翻译教学中,教师通过教材来实施教学大纲,组织教学活动,教材在教学过程中承担着传承课程理念、表达课程内容的使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美芳教授曾对我国1949至1998年间出版的翻译教材进行过宏观的研究和比较,并于2001年在《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一书中提到,在我国大陆出版的翻译教材种类繁多,既有综合基础教程,也有口译、科技翻译等专门教程,但大多数内容相近,未能体现翻译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学习者的实际需求。穆雷教授在1999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翻译教学研究》中用一章专门探讨了翻译教材的建设问题,并明确提出,虽然翻译教材出版从“一枝独秀”到万紫千红,但是教材编纂各自为政、走老路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还有待解决。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真正进入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层面以来,各学派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成绩斐然,并于80年代中期开始,被源源不断地引入国内,给中国译界注入了一股活水。中国学界相继选编、翻译、编译或出版了奈达、卡特福德、纽马克、威尔斯、巴斯奈特等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家的著作,并从90年代引进多元系统理论、描述翻译学、翻译目的论、以及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翻译理论体系,国内翻译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那么,继张美芳教授对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之后的这十年间(1999-2008),随着国内外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国内大量涌现的英汉翻译教材是否体现了翻译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教材种类和编写质量是否能够满足学习者的实际需求?与1999年之前的翻译教材相比,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和趋势?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1999至2008年间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搜索,发现与翻译教材大量出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翻译教材研究领域的沉寂。这十年来CNKI中文核心期刊中只有29篇关于翻译教材研究的文章,而相关的学术专著更是凤毛麟角,尤其缺乏翻译教材理论建构较为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鉴于此,笔者尝试以中西翻译理论发展为依托,首先对1999-2008年间国内出版的主要本科英汉翻译教材的理论基础和框架进行分类、梳理、分析,以总结出该阶段国内翻译教材的编写特点和发展趋势。并通过对国内10所高校的200名英语专业大学三年级学生和50名翻译教师分别进行问卷调查及其定量和定性分析,了解目前本科翻译教学中翻译教材的使用情况和翻译理论的教学现状,并根据发现的问题对今后的翻译教学尤其是翻译教材编写提出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