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暴力叙事会因为作家们的创作动机、创作手段等的区别而产生明显不同的审美趣味和文本旨归。与“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相比,新时期的暴力叙事在进行人物塑造时避免了符号化、模式化倾向,通过对人物的野性和世俗的描写,以及对英雄的崇高形象的建构和消解,塑造了一系列圆形的逼真的人物形象。在实施暴力的主体方面,十七年文学倾向于塑造群体性的美学形象,而新时期小说则主要描写个体人物的暴力行为。在语言风格方面,十七年文学严肃、压抑、平实,而新时期小说的语言则以调侃、戏谑为主。在暴力叙事的态度方面,十七年文学着重解释暴力的合理化,暴力行为的描写非常节制,而新时期的暴力叙事则达到了一种泛滥的状态。在情感基调方面,十七年文学尽管故事发展过程中有困难,但感情基调明朗乐观,因为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而新时期的暴力叙事则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悲剧色彩。新时期小说的暴力叙事对十七年文学进行了几乎是彻头彻尾的反拨,这些作品呈现给我们一个与以往红色经典截然不同的暴力世界。新时期的小说家们通过暴力叙事,刺激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发出了属于民间底层而非主流意识的声音,带领读者进入了对历史、政治、文化、人性等多个维度的理性思索之中,对主流文本形成了一种有益的补充,这是新时期暴力叙事的意义所在。但是,部分作家过分迷恋于这种暴力的文字游戏之中,理性思索不够,无形中消解了文本的深度,这是新时期小说暴力叙事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