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20世纪50年代各国开始逐渐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不仅设计对象从产品转变为包括产品、交互、服务、体验等多种对象,设计师所要处理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面对设计对象与设计关系的变化,工业设计实践、教育、研究等都面临着新的挑战,设计师所使用的设计方法及需要具备的能力都有所不同。当下应对新挑战的设计方法是如何发展的?这些方法对设计师的能力要求又是什么?这些疑问共同构成了本研究的最初动力。在此动力的推动下,本文将研究范围锁定在协同设计中的设计方法上。目前国内有开展协同设计的现实需求,但是在设计理论层面除了针对产品的计算机辅助协同设计研究之外,对协同设计的研究仍处于严重匮乏的阶段。国外虽然有较多的研究积累,但目前对严重影响协同效果的沟通的研究,却局限在设计者与参与者之间的沟通中,对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沟通缺乏研究。因此本研究将从设计角度,基于已有沟通方法,构建更为完整的协同设计“沟通方法”,并对其对设计师的能力要求和影响进行分析。本研究的主体研究内容是:从设计角度基于已有沟通方法,探究其如何可以突破协同设计中沟通瓶颈的原因,构建包含不同“参与者”的“沟通方法”。在进入主体研究内容之前,首先对协同设计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在主体研究内容之后,对协同设计“沟通方法”中设计师的定位进行了思考。在主体研究内容之前,通过对协同设计与协同创新产生背景的研究发现,协同创新是源于企业创新模式由封闭式到开放式的变化,带动企业突破了其自身边界;而协同设计是源于企业创新过程模式由线型到非线型的变化,带动设计突破了其自身边界。协同设计与协同创新不一定同时存在,协同设计可视为协同创新中一种驱动方式。通过对协同设计与参与式设计产生背景的研究发现,协同设计在产生之初具有较多的商业色彩,而参与式设计在产生之初具有较多的民主色彩。虽然两者都强调给予非设计人员在创新活动的模糊前端影响设计的权利,但协同设计相对于参与式设计更加强调非设计人员提出设计创意而不仅仅是意见反馈。协同设计可以视为参与式设计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最后基于几个概念的梳理,提炼了三条判断本研究所关注的协同设计的依据:是否强调合作,非设计人员是否参与模糊前端,非设计人员是否提出设计创意。主体研究内容通过在实践、理论、实践三个部分,五个问题中的持续深入推进,发现已有沟通方法因交替启发使用者的思考与支持内心外化,从而将沟通中的传达方式转换为共建方式,进而可以突破因不可跨越的个体差异构成的沟通瓶颈。因此协同设计“沟通方法”的着力点在于为不同参与者提供融入的可能。基于这个着力点提出了“单次单方案式”和“单次多方案式”两种协同设计“沟通方法”。并通过实践检验了构建着力点的真实性,和构建的方法的有效性。在主体研究内容完成之后,对协同设计“沟通方法”中设计师的定位进行了一定思考。首先,协同设计中的设计师除了原有的角色外还需要担任促进非设计人员进行协同的角色,需要具备有意识的对自身敏感性进行研究并提高非设计人员敏感性的能力。其次,因为协同设计中的“沟通方法”通过将传达方式转换为共建方式,可以避免设计被商业、技术等某一具体领域所牵引而迷失自己,因此协同设计中的“沟通方法”将有利于设计师在设计实践中更好的发挥其自身价值,同时更好的担负起在设计实践中的责任。最后,因为实践引导性研究中强调设计实践者的独有价值,可以避免设计师在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的影响下迷失自己,因此将实践引导性研究引入协同设计“沟通方法”的研究中不仅有必要性,而且将有利于设计师在设计研究中更好的发挥其自身价值,同时更好的担负起在设计研究中的责任。本研究的开展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首先,通过对协同设计及协同创新、参与式设计几个概念的梳理,可以为我国开展协同设计相关实践和研究建立一定基础。其次,对协同设计中“沟通方法”的构建,可以为需要有效沟通的协同设计及协同创新提供方法上的支撑。再次,通过对协同设计“沟通方法”中设计师角色及能力要求的分析,可以为我国设计教育的设计提供一些参考。最后,通过对协同设计中“沟通方法”及实践引导性研究对设计师影响的分析,可以为如何更好的发挥设计师在设计实践及研究中的独特价值提供一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