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法律翻译都被认为必须遵循直译，法律实践者关注更多的则是术语问题。事实上，目前有关法律翻译方面的研究即使没有全部也是大部分集中于法律术语方面。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这些研究只是在对比语言学视野下进行的，而使人们误以为法律翻译不过是一种机械的代码转换过程。在德国学者的影响下，一般翻译理论的翻译重点已经从翻译的语言方面转向了文化领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必然受到其文化因素的影响。“既然文本的意义源自一个或多个法律体制，因此法律翻译从根本上说是翻译法律体制的过程(Sarveic1997:229)。”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区别于传统理论，它认为在翻译中目的文本的功能有别于原文本。按照这个理论，译者的任务是创造一个文本以满足目的语读者对具有特定功能文本的文化需求，在这个过程中译者自然的就扮演者一个活跃的角色，需要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积极性来完成目的语的最终交际目的。翻译目的论在法律翻译研究中有它自己的特殊优势，同时基于该理论下，译者的主体性也能够很好的得到展现。法律翻译中译者发挥其主体性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在翻译目的翻译论下译者在法律翻译中作为法律译文的决策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发挥着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这种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不是无限制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要受到原文，译者自身的翻译能力，译文读者等等这些客观或是主观因素的限制。最后一部分是对本文内容的一个总结：指出了本文的一些不足和缺点，同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