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界开始尝试从文化学和文化史的角度,探讨杜甫身上独特的人文精神、文化心态,探讨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史官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深深地影响了杜甫。研究杜甫与史官文化,是研究杜甫与中国传统文化,探索杜诗“号为诗史”历史文化根源的重要课题。基于这一目的,笔者选定了《论杜甫诗歌创作的史官文化特征》的论题。论文主体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简要论述了史官文化的溯源问题。明确了本论题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杜甫诗歌具有史官文化特征的原因。本文从唐代史学兴盛的背景及杜甫家学渊源、个人经历方面对杜甫诗歌具有史官文化特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杜甫的诗歌自中晚唐开始被称为“诗史”,因为他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杜甫亲身体验的一切兵灾祸乱、政治风波都和他自身的悲欢离合融合在一起。同时,杜甫把历史思维的优势注入诗歌,也给诗歌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和痛切感。第三部分,论述史官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思想的潜在影响。杜诗体现了其进步的历史观,这既包括会通古今、天人合一、大一统的民族观与爱国思想,又包括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表现出的历史的进步的观点。以诗兼史,化史入诗,诗史相融,是杜甫对于中国诗歌的最杰出的贡献。杜诗体现了史家的风骨正气及才识修养:彰善瘅恶、求实直书,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学兼天人、才学并茂。杜诗还体现了其崇儒的精神。史学始终与儒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史学也行使历史评判职责,史官文化的人物入史观念在杜甫诗文中多有可见,其诗文直接涉及有德有业者入史和淑贤女子入史两个问题。杜诗还体现了史家的忧患意识。杜甫有着深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其忧患意识是通过沉潜的思索来实现的,这也是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第四部分,主要论述史官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响。史家笔法对杜诗内容题材的选择、杜诗的表达方式以及语言艺术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五部分结论阐述了诗与史的界线被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和“不隐恶,不虚美”为己任的国史职责所打破,诗人也要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诗与史在杜甫的创作中分别超越自身的文体学界线而趋向“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史通》)的融合会通,从而形成了杜甫“善陈时事”、“号为诗史”的创作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