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国农村发生巨大变革,集体化生产制度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特别时期。路遥是如何看待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他对这一时期有怎样独特的观点,都反应在他笔下人物的身上。论文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论述进城“农村知识分子”青年高加林和孙少平的人生之路。把《人生》放在“潘晓讨论”的脉络中进行分析,发现高加林渴望投身于现代化浪潮,他追求的是人生“意义感”的获得,而这种追求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空间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背离土地一心来到城市,并不能把他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个人主义者”。但他的劳动观是“潘晓式”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德性”的力量在他身上并不足以平衡他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渴望。路遥显然对于这一点非常不满,所以他让孙少平以“揽工汉”的身份进入城市,用“劳动”而不仅仅是“读书”来确认自我,在孙少平身上加重了“德性”的色彩。孙少平一方面延续了高加林对不断超越的人生意义的追求,一方面延续了以德顺爷爷为代表的乡村美德,他承载着路遥对理想知识青年的想象,却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中无路可走。第二章通过分析社会转型时期孙少安在农村实践中所遇到的“分家事件”和“为公为私”的问题,从文本自身存在的缝隙中发现作家塑造人物的倾向,从而发现作家路遥关于农村从集体化生产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独特态度。并通过与张炜“秋天系列”小说的比较,分析路遥在处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村空间出现的各种问题所有的独特角度。他想把孙少安塑造成一个在社会转型时期既能适应新的经济政策,又能延续乡村美德的完美的农村空间带头人,并以此消解社会转型时期所滋生的“黑暗的东西”。第三章以刘巧珍、田润叶两位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性人物为分析对象,发现路遥并没有仅仅把她们当做女性来写,而是把她们当做“德性”的载体,特别是田润叶,“德性”在她身上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所以她虽然生活在社会转型时期所,却仍属于传统乡村女性的范畴。这种写法,虽然确实带有传统男性对女性的想象,但更重要的是,对他来说,女性人物身上的“德性”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女性性别,体现出作者在特殊历史时期对“德性”的重视。通过三个章节的论述,呈现作者路遥对社会转型时期的独特观点,并揭示出作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文本所内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