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人类发展指数不断提升，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成为转型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成就最为突出的国家。这对现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因和机理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目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解释主要有政府主导论、优势论以及制度论这三种，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机理进行了概括而总结。但是现有的理论并不完美，还需继续深入的研究，而且这些理论因其历史来源、研究视角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因素，容易忽视和曲解中国经济发展中值得总结和坚持的经验和方法，导致结论和建议并不准确和全面。因此，需要深入思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异同，特别需要在制度领域发掘中国与众不同的优势之处，从而能从新的角度来认识中国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对现有的经济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以便在今后的改革中能够有的放矢、明确方向。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优势有较为全面和清晰的认识，首要要对制度的一般理论进行梳理，对其内含、维度、功能、变迁等方面进行理论综述，特别是认清组织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在分析中应将其纳入到制度的范畴当中。在此基础上，为了加深对制度这一范畴的理解，突破制度物品观和规则观的局限，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制度，发掘制度和生产技术这两类范畴的异同，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更为深刻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避免陷入制度决定论和技术还原论的泥潭之中，并为西方制度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融合创造前提条件。其次，意识形态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发展的前沿，而人的意识将决定其偏好和行为，决定其认知事物的方法。经济学曾一直对意识形态持抵触和排斥的态度，因此应该回溯意识形态与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一般性作用。在此基础之上，指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一些非正式制度领域方面存在的一些独一无二的优势和特征。随后论述中国成功突破意识形态中路径依赖的表现，并据此概括出中国成功实现意识形态演变的主要经验。再次，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西方经济学对政府行为的经济作用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因此需要对中国政府的一些特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做出分析。一方面要对中国政府的泛利性进行理论梳理和总结，论述中国政府泛利性的一些主要表现，澄清现有泛利性分析中存在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些政策和措施进行分析，明确中国政府干预经济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具体包括帮助市场经济制度嵌入到原有制度体系中的政府干预、中国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体系、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政府主导的制度竞争和制度隔离，以及政府干预的正式化、法制化和规范化。这四方面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改革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有序和有效抵御外界干扰提供了制度支撑。第四，重新引入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核心内容，也是经济制度领域最主要的变化，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与其他国家也有所不同，这其中就包含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制度优势。在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市场经济的一些观点进行澄清，通过一个修路模型来论证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下的市场交易并不是效率最优的制度安排。随后利用囚徒困境模型来分析人类历史上主要几种经济形态的各自特征，着重对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资本所有者雇佣劳动者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进步性和发展局限性进行了新的诠释。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突出其制度安排的比较优势。有了这些理论铺垫，就可以对中国改革的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点进行论述，从而发现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十分少见的市场经济的特殊之处和优势所在。其以公有制经济制度为主导的所有制合作关系，以及对中国国情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程度的强化，这都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代表着更具活力的经济制度安排。最后，在对中国制度优势有较为全面认识的基础上，便可以对中国当前一些问题和观点有更清醒的认识，发现一些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经济观点实际上会弱化中国已有的制度优势，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此外公有制企业改革以及官员败德行为等具体问题，同样也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最后，针对这些问题和观点，提出了一些简单的设想和具体解决方法，利用上述分析中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有的放矢的应对这些问题。可以采取增量式的官员败德行为治理来打破现有反腐败所面临的困境，并且可以采用国有企业部分利润抵缴劳动者个人所得税的国企改革政策，以巩固中国的制度优势，获取公众情感对公有制经济的支持，从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保证经济发展的可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