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活动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间的资本流量也在加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大幅度增长对世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世界各国经济学者的普遍关注。各国经济学者对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客观存在性,在理论上得到世界各国经济学者的一致肯定,但是有关各国的实证研究结论却大相径庭。实证结论都大体有两种:一是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普遍能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存在性检验;二是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是否存在技术外溢效应并不能得到一致性的结论。理论与实证结果存在着矛盾。各国有关FDI技术外溢效应实证结果的不同,关键原因有两个:一方面,FDI技术外溢并不是自动产生的,其产生技术外溢需要东道国具备一定的条件。FDI是国外投资者目的性产物,投资者是为了获得利润,并不是为了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因此,只有当东道国具备相应的条件时FDI才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另一方面,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作用的不同归根到底是由于各国吸收能力存在的差异所导致,即东道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学习、模仿、消化、吸收外资的先进技术对FDI在各东道国技术外溢的效果起着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本是知识和技能的最主要承载体,新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指标之一。世界各国经济学者借鉴新增长理论的思想,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东道国对FDI所带来的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在实证研究中各国经济学者将人力资本作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代理变量,并且普遍认为人力资本是东道国吸收能力的核心要素。FDI的流入为东道国提供了接触先进技术的契机,但是,东道国能否充分利用流入的FDI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取决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对于先进技术的学习、吸收能力。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外资进入中国的主要方式,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充分认识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技术外溢的约束条件,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增添更有效的动力。然而,人力资本在技术外溢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对于人力资本在决定东道国吸收FDI技术外溢能力的专门进行的理论研究较少。从现存国内外文献看,国内的学者一般是将其作为附带的研究内容,而国外只有美国的经济学者伯伦斯坦和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韩国学者KyoohongCho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可以说,关于人力资本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仍存在许多空白和探索空间。因此,在FDI与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运用国外的现有文献和理论模型阐明人力资本在FDI产生技术外溢效应过程中的作用,进而研究中国的FDI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问题,对于中国充分利用FDI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长期的实践价值。鉴于人力资本在FDI技术外溢中的重要作用,论文将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对人力资本在FDI技术外溢效应中的作用做出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论文首先对FDI的技术外溢的约束条件做出理论分析,指出人力资本制约着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形成,是FDI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借鉴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8)和KyoohongCho(2005)提出的关于人力资本与FDI技术外溢效应关系的模型,从理论上阐明人力资本在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技术外溢效应过程中的所起的作用。论文在理论上阐明人力资本是FDI技术外溢效应决定性因素,指出FDI和东道国人力资本相结合有利于促进其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人力资本在FDI产生技术外溢效应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是东道国能否利用FDI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关键。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分布结构决定着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人力资本存量越丰富、分布结构越合理,越有利于FDI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是相辅相成的,辅之于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的FDI才能实现FDI技术外溢与东道国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如果东道国人力资本匮乏,FDI将不能为其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论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中国省际层面的数据,对提出的理论论断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将中国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结构、人力资本投资三个方面角度进行比较,分析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在的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在三个区域中,东部人力资本状况最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最差,从而为验证三大区域在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的技术外溢是否存在差异打下铺垫;其次,在伯伦斯坦提出的人力资本与FDI技术外溢关系的拓展模型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运用全国层面各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验证人力资本是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决定因素;运用东、中、西部区域层面包含的各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验证人力资本存量越丰富、分布结构越合理的区域技术外溢效应越显著的理论论断)。具体来说,选取全国层面的数据对FDI独立项和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H*FDI)条件下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计量分析,此后,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区域分别利用东、中、西部所包含的各省份数据对人力资本与FDI相结合(H*FDI)条件下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计量分析。比较分析实证结果:从全国层面数据计量结果看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H*FDI)条件下的技术外溢效应显著高于FDI为单独项的技术外溢效应,从而说明人力资本是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决定性因素,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H*FDI)有利于其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从区域层面回归结果看,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外溢效应的确存在差异,而且东部地区技术外溢效应最为显著,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从而说明区域人力资本存量越丰富、分布结构越合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越显著。论文的创新点有三:(1)已有的相关文献绝大多数仅对外商直接投资技外溢做实证研究,没有讨论人力资本在FDI技术外溢过程中的制约作用。论文通过理论分析指出人力资本在FDI技术外溢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人力资本通过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和东道国的吸收能力而制约着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形成;人力资本是FDI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外资企业通过提高东道国的劳动者的质量和数量而直接产生技术外溢,还通过培训东道国当地的供应商和经销商而产生间接技术外溢。此外论文借鉴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8)和KyoohongCho(2005)有关人力资本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理论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在理论上阐明人力资本是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决定性因素,是东道国能否利用FDI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和东道国人力资本相结合有利于其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人力资本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产生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是相辅相成的,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越丰富、人力资本结构分布越合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越显著,辅之于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的FDI才能实现FDI技术外溢与东道国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如果东道国人力资本匮乏、分布结构不合理,那么FDI将不能为其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2)实证分析比较中国东、中、西部人力资本状况,主要从人力资本存量(平均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结构(人力资本基尼系数)、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健康医疗投资)三个角度,对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状况进行系统的比较。阐明东部地区在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结构、人力资本投资这三个方面均是最优的,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差,并明确反映出三大经济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差距。(3)在KyoohongCho(2005)的模型(伯伦斯坦等人有关人力资本与FDI技术外溢效应关系模型的拓展)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对人力资本在技术外溢效应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进行实证分析。运用全国层面的数据对FDI独立项和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H*FDI)项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计量分析,此后,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区域,分别利用东、中、西部的区域层面的数据对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计量分析。全国层面数据计量结果看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H*FDI)项的技术外溢效应显著高于FDI为单独项的技术外溢效应,从而有力的证明了人力资本是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决定性因素,是东道国能否利用FDI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键,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有利于其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离开了东道国人力资本的配合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常微弱的。从区域层面数据看,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外溢效应的确存在差异,而且东部地区技术外溢效应最为显著,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从而说明人力资本存量越丰富、分布结构越合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越显著。如果东道国人力资本匮乏,FDI将不能为其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此外,论文考察了人力资本分布结构状况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指出人力资本分布结构越合理,越有利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并且还利用全国层面的数据,进一步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哪一层次的人力资本相结合技术外溢效应更明显。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的是和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相结合产生较为明显的外溢效应。以上方面,对中国转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思想,积极有效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如何使外资能更有效的促进中国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