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德意志新教传教士也接踵入华,其对中国的认知深入而广泛,连贯性强且与国家意志结合更紧密。他们既是当时德意志社会获取中国的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是中德社会文化互动的直观载体。根据亚历山大·温特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文化性结构通过互动的反射评价机制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并以个体意图的方式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获得新的共有知识,实践行为模式和特点也随之改变。传播基督教是19世纪来华德意志新教传教士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目的,其在华教育事工亦为之服务。在传教士和德意志/西方人双重身份的支配下,在与中国教育相遇的最初阶段,他们遵循具有殖民主义、东方主义色彩的对中国教育问题的预设立场,强势介入中国教育领域,具体表现为建立一套以德意志政府教育体制为模板,涵盖小学、中学和神学院,逐级选拔递进的学校体系,确立基督教和西方化办学目的和培养目标的基础上调整教学内容,大幅提升宗教课程占比,引入西方的教材教法,并完善师资管理和教育管理制度。他们希冀以教育为抓手,以西学知识为辅助,用基督教教义替代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文化内核,推进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全方位改造,最终实现“中华归主”。虽然教会办学在制度管理、标准设置等教育外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参与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但中国人总体而言否认和抵制传教士这一承载着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认知的再现方式,不能理解和接受传教士针对汉语、儒学和女性教育的早期办学设想和策略,并以一种相对被动的方式予以反击和回应,迫使传教士群体进行自我审视和反思。在经过长期且反复的互动之后,传教士不得不调整原来的预设观念,部分承认中国传统教育的正确和权威,并在汉语教学、儒家经典使用和女性教育方面采取了新的教学方式,形成了一种兼容中西的新形态。在汉字罗马化运动中,传教士早期主张以此全面替代汉字,后期则坚持汉字为主,罗马化文字为辅。在儒家经典去留问题上,传教士也未能如愿做到“以耶代儒”,而是最终回归天主教传教士的“耶儒合流”方案。虽然他们雄心勃勃的文化驯服方案以在教育核心领域的失败而告终,但其在汉字和儒家学术研究领域的努力也并非全然无用,汉字罗马化的拼音方案得以保存,成为现代汉语教学的辅助工具,而耶儒合流也是东西方文化对话和融合的重要成果。在教育事工的另一重要领域——女性教育上,传教士也十分注重规避中国社会关于女性伦理道德的红线,以减少办学阻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会女校的蓬勃发展证明了这一办学策略的成功。无论是在提高女性整体素质还是在女性解放领域,近代教会女校都是不容忽视的力量。概言之,来华德意志新教传教士的教育事工体现了该群体宗教身份优先于世俗身份的身份选择,具有耶儒分野、中西对立、东劣西优的鲜明东方主义色彩。在与中国教育的互动过程中,他们不断更新关于中国的认知。从这个角度而言,19世纪来华德意志新教传教士的教育事工是中德社会文化双向互动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