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是一位近年来声名鹊起的藏族作家，迄今为止中国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尘埃落定》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可视为成名作，为他赢得了2000年茅盾文学奖。本文力图通过从小说作为民族寓言这一层面的解读，剖析由异势文化撞击下衍生的矛盾现象与特定心理，以期促进不同民族与文化间的理解、交流。文章分四分，第一部分是分析小说对于附着于落后制度的弱势文化的宿命的理性反思。相对于藏文化区而言，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由于其融合了各族文化，文化体系较为开放，汉文化一直保持着文化先行者的地位，当时的藏文化可说处于弱势文化地位。在土司制那种封闭性农奴社会体制下，相应文化的衰落就是必然的宿命。这种宿命在《尘埃落定》中表现为一个命运的怪圈。《尘埃落定》的主人公是一个傻子，这个傻子身为土司的二儿子，却大智若愚，不乏远见和洞察力。他土司制时代一个优秀人物的象征性化身。然而，土司制度还是不能被智慧的傻子少爷挽救，他眼睁睁地看着父母的官寨在汉人大炮的攻击下轰然倒塌，变为烟尘从此灰飞烟灭。作为生命个体，傻子少爷象征了弱势文化的自我改良和完善，其轨迹是上扬的，而外界力量的强大，又将这上扬的轨迹拉回终点，构成一个宿命的怪圈。就是说，无论弱势文化中的个体生命多么辉煌，但只要他所依附的社会体系已朽坏，在历史潮流冲击下，也逃脱不掉如微尘般迸散落下的命运。造成这种宿命的力量，从外在看便是那代表着历史发展主流、具有更高政治权力的强势文化。如前文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原文化一直是居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文化。除了外在社会政治原因，土司制社会内部的<WP=40>阶级矛盾也已到了十分尖锐、一触即发的地步，统治阶级倒行逆施，充分暴露了土司制末期的黑暗腐朽，预示着这种社会体系气数已尽。所以，《尘埃落定》中，傻子少爷及土司制所象征的弱势文化的衰落宿命，是由其落后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特性所决定的。弱势文化所依附的落后、保守、阻碍时代进步的硬壳势必要被先进文明所打破。土司制度土崩瓦解的宿命无疑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文章第二部分分析了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之间，“我者”与“他者”形象的二律背反。相对于文本中的异族文化而言，文本中站在“我”的角度的本土文化，也是叙事者，在本文中即被称为“我者”；而与“我者”相对应，发生关联的、被描述的异族文化则可视为“他者”。就《尘埃落定》的文本而言，对于“他者”即强势文化的形象表述，颇耐人寻味。首先是“两毒意象”，即“鸦片”和“梅毒”。这两毒意象反衬出弱势文化原始性的纯洁和无辜。再看《尘埃落定》中的汉人形象。比较典型的、具有前后发展连续性的两个人物分别是土司太太和黄师爷。这是两个具有复杂意义的人物，他们是融入“我者”的“他者”。“他者”人物形象是非自然化、非本真甚至反人性的，更映射出“我者”即本土文化形象带有原始性的淳朴、率真。小说中对“他者”文化的批判尺度不是绝对的，而是随“他者”对“我者”文化的态度变化而有所变化。以上“我者”文化对“他者”文化的描述和批判总体来说是温和、界限模糊的，毕竟是一国之内，民族间的交流使得彼此的文化特性有了深厚的血肉相联的关系，相异性中又包含着同一性。而小说中对来自西方的“他者”文化就又是另一种态度了，笔调讽刺而尖锐。不但是受到否定而<WP=41>且令人厌恶。总体而言，无论小说中“我者”对“他者”也即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描述是温和的还是严厉的，其基本态度都是批判性的审视。这就形成一个奇特的现象：尽管弱势文化因为迟滞、落后而陷入受强势文化掌控并随社会发展而衰落的宿命，但在强势文化面前仍有其尊严和价值，并与强势文化形成二律背反，成了强势文化的反面观照。文章第三部分是对主人公理智与情感二律背反的分析。表面上，主人公的死呼应了小说的理性反思，衰落和消亡是某一个特定时代落后制度的宿命。他的死亡也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深层意蕴上，傻子少爷求死性心理活动乍看令人费解，实则大有深意，应该说就是弱势文化一种失落乃至悲怆的极致反应，几乎可以说是对强势文化秩序的消极对抗。因为千百年形成的民族文化观念、文化心理是根深蒂固的，远非一朝一夕便可以改变和淡化得了的。相反，越是现代化，越是处于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巨大反差之下，那潜在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民族归属感，民族风俗习惯反倒由于这种反差的刺激而变得更加强烈。而这一切都源于对本民族文化深挚的热爱。这种民族乡土之爱正是一切失落和悲怆产生的根源，它不为理性反思所拘，象孩子对母亲的爱那样从性灵中喷发而出，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死亡。《尘埃落定》结局也在这种理智和情感的二律背反中自然而然由此落定。文章结语部分肯定了《尘埃落定》给我们留下的延伸性思考，即如何看待民族文化碰撞中理智和情感的二律背反的问题和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记忆和接受具有他者性的多元文化两者之间需要保持必要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