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首创京察制度的目的是有效规范京官行为,净化官场风气。明前中期京察制度尚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至明后期,特别是万历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京察成为政争的工具。对万历时期京察进行研究,首先需要了解明代京察制度的大致情况:京察制度的建立过程;吏部、都察院掌察官员以及科道官员在京察中的职责,阁臣在制度规定上没有考察官员的权力,但在皇帝有意无意的特许之下常常能够干预京察的过程和结果;对四品以上和五品以下京官不同的考察方式;以及皇帝下发吏部上呈的考察疏后科道官随即开始的拾遗工作。了解明代京察的制度背景,也为后文的论述提供了必要的知识铺垫。万历时期京察无法正常运行,与当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关。其一,明神宗对朝政态度的转变。万历中期以来,明神宗长期的消极怠政,对京察影响最大的是不理朝政、奏疏留中、官缺不补。其二,明朝阁部制衡的政治体制。吏部具有铨选和考察官员的职权,当内阁权力扩大,为安插私人,排除异己,便要侵夺吏部用人与考察之权。若吏部服从内阁,则阁部矛盾可暂时缓解,当吏部坚持自身独立的行政职能时,阁部矛盾便会尖锐。其三,明中后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刺激着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社会上掀起一股奢靡之风。在奢靡浮躁的社会环境中,官员传统的义利观受到冲击,利欲意识随之增强,为一己之私,依权附势,拉帮结派,大臣终日图谋的皆是攻人、应敌之事。万历二十年代以来开始大规模政争,六年一次的京察皆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最具代表性的则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癸巳京察,此次京察阁部之间政争激烈;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乙巳京察,此次京察阁臣之间、阁部之间互相攻击;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此次京察昆、宣、齐、楚、浙五党与东林党斗争不断;以及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此次京察齐楚浙三党盘踞言路,东林党被驱逐殆尽。通过对四次各具特点的京察进行分析,可窥探到万历时期政局的变动。万历时期京察成为不同政治利益集团打击异己的工具,不仅对万历朝政局造成冲击,甚至对明末官场政治生态都有重大的消极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则是京察职能消退,不能起到对京官有效监督和警醒的作用。京官缺乏约束,更是肆无忌惮行私欲,大臣不职则小臣靡然从之,上行下效,官场日益腐败。另外,明神宗心厌言官,倦于党争,最直接的表现便是言路和各衙门缺官不补,严重影响到朝政的正常运行,政治局势更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