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当利率政策陷入“凯恩斯陷阱”时，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已经无法拯救危机中的美国经济。因此，自2008年11月起，美联储开始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直至2013年年末，已有四轮大规模的基础货币投放。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带动国内经济复苏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流动性过剩，其经济影响早已波及到世界其他国家。我国作为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其美债持有量居世界第一位。我国的经济利益与美国经济局势及宏观政策密切相关，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全球性通货膨胀也通过汇率、信贷、国际资本流动及大宗商品价格等渠道传导到我国。因此，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和路径，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这也有利于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全球经济动荡的背景下制定出更为有效的应对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通货膨胀进行传导的路径，结合中美经济实际情况从利率渠道、信贷渠道、汇率渠道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渠道来分析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作用机制。选取60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取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我国通货膨胀传导的路径因子，与反映我国通货膨胀的价格指数变量共同构建因子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各路径因子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响应趋势，并探究路径因子变量如何影响我国通货膨胀水平。此后，通过方差分解的方法探寻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通货膨胀传导的最主要路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因子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响应程度及其对我国通货膨胀变量的影响程度最大，可被看作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我国通货膨胀传导的最主要路径。通过协整分析及构建因子增强型向量误差修正（FA-VEC）模型分析我国通货膨胀变量与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动态协调机制。结果表明，模型中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说明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尤其是通货膨胀的影响是持久的，但美国货币政策变量在短期波动时被调整至均衡状态的调整系数较小，说明美国以货币供给供给量为代表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传导的过程涉及较多因素，整个传导机制非常复杂。而我国通货膨胀指标CPI和PPI之间相互调整的系数相对大，尤其是PPI对CPI的调整力度要大于CPI对PPI的调整力度，由此可以看出PPI作为价值链上游价格对下游消费品价格存在着明显的传递关系。最后，基于FAVAR模型对未来36期内我国通货膨胀变动趋势以及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因子的走势进行预测。研究表明，未来三年内，我国CPI将呈平稳态势并有望在三年后走低，而PPI在2014年达到峰值后会出现明显下降。同时，在未来三年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渠道和信贷、国际资本流动渠道依然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我国通货膨胀传导的最主要路径，但该传导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在传导路径研究及宏观经济预测结果基础上，针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