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前进的。人类文明发展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文化体系,越是具备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越是具有文化整合的能力,它的生命力和文化创新能力就越是强大。在这其中,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与冲突是首当其冲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它是文化整合的基础,文化整合创新是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近代湘学,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支文化流派,正是在中西文化冲突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近代湘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湘学经世致用的思想特质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特质,另一方面也能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的近代化的历史大潮中,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与时俱进地探索和抉择救国救民的道路。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相伴随,近代湘学大致经历了理学经世——洋务——维新变法——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文化——新民主主义等几个发展阶段。在这几个阶段中始终伴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湘学人物对中西文化的探索和抉择。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包括湘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西学的冲击之下面临着被切断乃至被连根拔起的危机。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魏源、曾国藩到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数代近代湖湘仁人志士奋然而起,一方面固守推崇义理、经世致用的湘学传统,正视现实,埋头苦干,另一方面,以开放的心态、创新的思维,积极吸收西学先进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在鸦片战争前后,他们高举今文经学和程朱理学的大旗,批判空疏无实的宋学和繁琐无用的汉学；顶住西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冲击,开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应对策略,顺利推动了湘学的近代转型。在洋务运动时期,他们一方面与太平天国殊死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誓死捍卫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着手兴办洋务,提出了颇具卓识的洋务思想,与顽固保守派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战,从根本上突破了“夷夏之防”和“中体西用”的主流文化观,开维新变法之先声。在维新变法时期,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湖南维新志士力行变法,与守旧派论战,吹响了向封建专制制度进攻的号角,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要求。与此同时,个别保守的湖南士绅也展开了疯狂的翼教活动,在政治上与思想上对变法进行破坏和扼杀。维新变法失败后,唐才常领导了自立军起义,尽管失败了,但却是中国由维新向革命转变的历史转折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湘学人物有的协助清廷力行新政,有的主张革命,有的主张君主立宪,在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历史潮流中,在批判君主立宪和揭露清廷预备立宪假面具的思想交锋中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加速了腐朽的满清政府的灭亡。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果实很快被国贼袁世凯窃取,他的封建专制野心日益膨胀,开始运用阴谋权术一步步滑向洪宪帝制的深渊,新生共和制度面临生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湘学人物杨度秉承其一贯坚持的真正的君主立宪精神,极力促成洪宪帝制,试图通过君主立宪实现中国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另一方面,以、宋教仁、蔡锷、黄兴等为代表的湘学人物对袁世凯始终存有戒心,在袁世凯走向封建帝制的过程中与之进行了不屈不饶的斗争,并在洪宪帝制的高潮时刻毅然发动了护国战争,一举粉碎了袁世凯的帝制春梦,为捍卫民主共和立下了汗马功劳。洪宪帝制败后,中国陷入了漫长的军阀混战时期,共和制度成为军阀们装点门面的空招牌和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一场超越政治制度变革,旨在国民文化和心理革命的新文化运动由此兴起。在时势的推动下,湖南很快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在湖南人民的努力下,各种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的进步社团、进步报刊纷纷涌现,同时也掀起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一时之间,湖南新文化运动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与此同时,以易白沙、李石岑、章士钊、杨昌济为代表的湘学人物在古今中西之间遨游、批判、抉择,进行了颇具特色的文化探索。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建立在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批判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传入湖南,深刻的影响了以青年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为代表的湘学人物,他们在时势的影响之下,艰辛探索,博采众长,最终找到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凝聚在他们身上的湘学也由此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型,并在此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继续发挥作用,为毛泽东思想的孕育、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和文化贡献。综上可见,近代湘学在抵御列强入侵、挽救民族危亡、追求国家独立自强的近代历史进程中,谱写了一曲筚路蓝缕,艰辛探索、去粗取精,果敢抉择的国家命运交响曲。近代湘学在中西文化冲突的洗礼之下,不仅改造、升华了自身,也以近代政治、军事、文化的主流形态,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我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