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把西方语境中的“文学终结论”这个理论话题引入中国，引起中国文论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国内学者以“文学终结”为讨论契机，国内一些学者结合中国当下文学局势对文学的未来作出学理判断，从而对米勒有关“文学终结“的言论进行批判。然而，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作为西方的话语资源有其产生的具体语境，惟有肃清米勒“文学终结论”的孕生环境，挖掘其所指的内涵指涉，才能揭开讨论的迷雾，从而还原米勒有关“文学终结”论述的本来面目。故本文围绕米勒“文学终结论”，拟从三部分展开相关阐述。第一部分论述米勒文学终结论提出的理论契机。指出米勒“文学终结论”并非独创，其有关表述可上溯至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与德里达有关“文学终结”的表述。指出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是在自己哲学体系框架内谈论“艺术终结”这个问题的，他认为艺术、宗教、哲学三者作为理念的绝对精神阶段的表现形式不可能同时并存，艺术最终会为宗教与更高形式的哲学所取代。米勒则赋予“文学终结”以新的意涵，艺术(文学)终结的含义在意义的能指链中滑动。而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则直接源于德里达。德里达认为电信技术摧毁了时空距离，摧毁了情书等文学形态赖以生存的物理前提，而此距离正式米勒所指的“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第二部分论述米勒“文学终结论”的内涵指涉。此为文章的主体部分，具体从三个层面展开相关阐述：首先，探明“文学终结论”产生的具体语境：随着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介的革命性力量使得人类从印刷时代转到电子时代，而米勒敏锐的感知到电子媒介时代加速了文学及文学研究原有存在方式的“消亡”，传统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曰益变得微弱；其次，“文学终结”的论断是与传统文学形态的更迭与文学研究转向密切相关，与语言为媒介的传统文学形态越来越成为多种媒介混和的新形态文学。再者，论述米勒以亲历研究证明文学研究面对文学形态更迭及文学研究转向的出路。第三部分论述“文学终结论”的中国旅行。此部分从两个层面展开阐述。首先，梳理了西方语境中的“文学终结论”旅行至中国引起的相关讨论观点，并探究了“文学终结论”作为西方话语资源旅行至中国引起误读的原因。其次分析了“文学终结论”的中国讨论热折射出中国文论界的“失语”现象，并指出吸收西方理论话语资源，深入系统研究西方学术研究成果，是建构新的中国文论的必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