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依然在艰难中前进，欧债危机尚未完全消除，各种地方性或国家性冲突又接连不断的发生，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我国则是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刻，经济开始放缓了增长的步伐，在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主动将GDP调低到7.5％，显示了国家实行经济改革的决心。经济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民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正如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述“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我们坚持民生优先，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民生的首要问题当属就业问题。在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群体的事实下，其就业问题必然引起世人的关注。与此同时，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金融危机催生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潮正是时代呼唤的结果，也是实现农民工正确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农民工返乡创业直接解决了返乡农民工自身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各级政府在处理农民工就业问题中的困境，而且农民工返乡创业虽是个体行为，但却解决了高于他(她)本身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农民就业问题。不仅如此，个体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引领作用将会带动更多的人返乡创业，当这种引领作用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就会转变为群体扩散效应，最终是否会形成像温州、浙江那样的全民创业景象，正是我们需要引导和研究的地方。　　 本文以安徽省庐江县为研究区域，通过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来了解该地区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侧重研究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引领作用，从而为研究其如何转换为群体扩散效应做好前提准备。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引领效应的基本研究，通过将引领效应分为先行者引领效应和环境引领效应，分别对二者的发生类型、发生机制、表现形式进行了规范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