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乔治斯坦纳阐释翻译学为理论基础，以《福尔摩斯》的两个汉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斯坦纳提出的“阐释运作”四步骤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在译者和社会时代背景的共同影响下，如何对翻译效果产生影响。斯坦纳认为“翻译即是理解”。他在阐释学基础上提出的翻译四步骤“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将人们的理解过程具体化，回答了翻译的两大问题“为什么”和“怎么样”。人们信任原作和译本是有意义的，因其解释了翻译的原因。接下来的三大步骤描述了人们是如何进行翻译的。首先是译者基于对原文的理解侵入原文、分解信息，然后或以归化或以异化的翻译方式重组信息，最后为实现原文与译文的对等，采取直接或间接的补偿方式。以阐释学理论为指导，本文通过对比分析1896年和1981年翻译的《福尔摩斯》两个汉版本，提出译本的不同阐释是由多方面原因决定的。论文正文的第一节主要阐述译者们对原文和译文的“信任”。在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的语境下，译者翻译的目的也不尽相同。翻译步骤的第二、三、四步则解释了译者是如何进行翻译的。本文分别从译文风格和译文内容选择两大方面分析译者的翻译过程，从而得出不同译本产生的背后原因。早期译文采用归化翻译方法，模拟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方式，将获得的信息进行重组，呈现出类似本土文化的假象。但在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大量外来小说的翻译，影响了现代汉语的语言结构变化等，后来的译文多采用直译的方式，保留情节的同时，也保留了语言形式等。因而后期的译文更为忠实原文。因为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语言特点，译者选择造成了翻译的不同效果。因此翻译具有历时性，评判译文的优劣要将其置回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重译是时代召唤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