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和性别隐喻的历史渊源由来己久。“女人”和“翻译”同属于话语的边缘地位。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原作对译作具有等级上的权威,前者是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后者是地位低下,低弱派生的女性。翻译和女性常常被相提并论。这既是对女性的轻蔑,也是对翻译的贬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翻译界的“文化转向”使女性主义思潮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导致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女性主义翻译这个新课题。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女性主义译者揭示了长久以来翻译研究中对女性的歧视,强调了译文与原文的平等性,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也对传统的翻译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西方有女性意识的女译者视翻译为一种政治行为,并努力为译者和女性在翻译中争取合理的地位,使其在译文中能够被听见被看见。西方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潮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朱虹引介到中国后,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批评以及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2年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开始影响到我国的翻译研究,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观的性质和特点,但很少有人从女性主义翻译观出发探讨翻译实践,所以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西方的女性主义在介绍到中国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相对于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中的激进态度和要求平等的强烈意识,中国女性译者倾向于采取相对温和的翻译态度和策略,但是其字里行间仍然流露出了女性意识。本论文探讨了西方女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及其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对中国的翻译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分析了中国女性译者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译者的特点。本文以女性翻译家朱虹和孔慧怡翻译的作品为代表分析了女性主义性别意识在中国女性翻译家的作品中的表现,主要选取了孔慧怡的译作《荒山之恋》和朱虹在《嬉雪》中的散文的翻译为例。中国翻译界可以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性别视角纳入女性(女性主义)作品的翻译实践及研究当中,以便更好地发掘、传达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同时也进一步拓展翻译研究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