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广西男性吸毒人群HIV感染危险行为的调查研究目的了解广西艾滋病疫情比较严重地区男性吸毒人群HIV感染的危险行为,为制定更有效的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以男性吸毒人群为调查对象,采取当面一对一询问的方式,由经统一培训的合格的调查员进行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人口学特征、行为学和艾滋病相关危险行为信息,并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本次研究共招募到511名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对象。(1)对研究对象吸毒史的分析发现,首次吸毒和注射吸毒年龄中位数分别为21岁和24岁,在不同年龄段及不同的婚姻状况中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482名注射过毒品的研究对象,41.3%与别人共用过针具,平均月收入是影响共用针具的主要因素(z2=22.064,P=0.000),平均月收入越低共用针具的比例越高。(2)分析研究对象性行为年龄及固定性伴情况发现,首次性行为年龄中位数为18岁,在不同年龄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着年龄降低,首次性行为年龄有年轻的趋势(J=51813.5,P=0.000)；平均月收入低于500元者首次性行为年龄高于其他组(χ2=8.427,P=0.015)504名有过性行为经历的研究对象中,274人有固定性伴。单因素分析显示,婚姻状况(χ2=362.730,P=0.000)、文化程度(χ2=12.279,P=0.002)、职业(χ2=16.221,P=0.000)和平均月收入(z2=22.064,P=0.000)者的固定性伴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已婚、文化程度为高中以上、职业为家务及待业以及平均月收入大于1000元者的固定性伴的比例较高；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未婚同居(OR=0.014,95%CI=0.004-0.057)和已婚(OR=0.003,95%CI=0.001～0.011)者更倾向有固定性伴；平均月收入小于500元的研究对象非固定性伴风险增加(OR=2.858,95%CI=1.562～5.228)。(3)对研究对象安全套使用情况分析发现,407名研究对象报告了吸毒前后发生性行为时的安全套使用情况,从未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吸毒后有所下降(χ2=100.925,P=0.000)；251名对象报告了与配偶或同居者发生性行为时的安全套使用情况,从未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在年龄(χ2=16.001,P=0.000)和平均月收入(χ2=9.525,P=-0.009)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着年龄和平均月收入的增加,从未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增加；对不同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与临时性行为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年龄(χ2=13.004,P=0.002)和婚姻状况(χ2=9.808,P=0.020)中有临时性行为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1-30岁年龄段的研究对象有临时性行为的比例高于其它年龄段,同时未婚同居发生临时性行为的比例亦高于其他婚姻状况者,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在31～40岁者(OR=0. 314,95%CI=0.132～0.748)、41-56岁者(OR=0.495,95%CI=0.267～9.918)有临时性伴的风险降低；离异或丧偶(OR=2.564,95%CI=1.118～5.881)有临时性行为的风险增高。(4)511名研究对象中,HIV感染率为36.6%(187/511)。(5)对性关系特征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性关系中,安全套使用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47.8%的已婚或同居者/固定性伴关系从未使用安全套,46.3%的临时性关系中每次都使用安全套,而商业性关系中每次都用的比例为72.5%;分析得知自己感染HIV前后发生性行为使用安全套情况发现,得知自己感染HIV后从未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有所下降(χ2：10.334,P=0.001)。结论(1)广西男性吸毒人群首次吸毒、注射吸毒及性行为年龄有年轻化趋势。(2)社会人口学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该人群的行为因素。(3)目标人群存在不安全性行为和共用针具等HIV感染危险行为,该人群吸毒前后和得知自己感染HIV前后不安全性行为有所改善。第二部分广西男性吸毒人群HIV感染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目的研究广西艾滋病疫情比较严重地区男性吸毒人群HIV感染的影响因素,了解包皮环切作为艾滋病预防技术产品与吸毒人群HIV感染的关系,为制定更有效的干预策略,以达到有效降低HIV新发感染率。方法以男性吸毒人群为研究对象进行病例对照研究,以吸毒人群中的HIV感染者为病例组,非感染者为对照组,采取当面一对一询问的方式,由经统一培训的合格的调查员对其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和态度、吸毒史、吸毒前后性行为及感染前后行为的改变、性病史、是否做过包皮环切手术等信息进行回顾性的调查,同时,对报告曾实施过环切手术的对象进行生殖健康体检,比较两组研究对象包皮环切术的暴露比例,考察其HIV感染的相对危险度。结果共调查了505名吸毒人员,其中187名为HIV感染者,另外318名为非感染者。(1)研究对象社会人口学特征与HIV感染的关系：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两组的婚姻状况(χ2=14.316,P=0.003)、文化程度(χ2=19.681,P=0.000)、职业(χ2=21.830,P=0.000)和平均月收入(χ2=63.272,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病例组未婚和离异或丧偶、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职业是家务及待业、平均月收入低于500元的比例均高于对照组。(2)对研究对象艾滋病知识得分情况与HIV感染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两组人群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870,P=0.049),病例组的吸毒人员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比对照组高。(3)对研究对象吸毒史与HIV感染的关系分析发现,两组在首次吸毒(t=-3.464,P=0.001)和注射吸毒的平均年龄(t=-3.168,P=0.002)、吸毒时间(χ2=11.636,P=0.003)、注射吸毒(χ2=11.981,P=0.001)、最近一个月注射过毒品(χ2=10.142,P=0.001)、与别人共用过针具(χ2=63.878,P=0.000)及在戒毒所里戒过毒(χ2=15.968,P=0.000)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病例组在注射吸毒、最近一个月注射过毒品、与别人共用过针具和在戒毒所里戒过毒的人数比例均高于对照组。(4)对研究对象艾滋病性病相关高危行为与HIV感染的关系分析发现,在有关艾滋病性病相关高危行为的调查中发现,两组研究对象在最近六个月发生过性行为(χ2=16.620,P=0.000)、最近六个月发生性行为的频次(χ2=14.782,P=0.001)、最近一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z2=34.173,P=0.000)和吸毒后发生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z2=11.211,P=0.001)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IV感染者中在最近六个月发生过性行为和性行为的频次两方面的比例低于非感染者,而在最近一次性行为和吸毒后发生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中的比例则高于非感染者；对其固定性伴分析显示两组研究对象在固定性伴(χ2=13.504,P=0.000)、最近一年发生性行为的频次(χ2=40.585,P=0.000)、最近一次与配偶发生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χ2=34.608,P=0.000)、最近一年与配偶发生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χ2=26.057,P=0.000)和固定性伴吸毒(χ2=29.481,P=0.000)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病例组在固定性伴、最近一年发生性行为的频次两方面的比例低于非感染者,而在最近一次和最近一年与配偶发生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及固定性伴同为吸毒者中的比例则高于非感染者；对性病相关症状与HIV感染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两组人群出现性病相关症状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338,P=0.021),病例组出现性病相关症状的比例高于对照组。(5)对研究对象包皮环切术的认知及实施手术情况与HIV感染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两组在听说过包皮环切手术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在做过包皮环切手术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796,P=0.001),对照组实施手术的人数明显高于病例组。(6)将单因素分析中P<0.10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平均月收入(OR=3.668,95%CI=2.077～6.478)、与别人共用针具(OR=9.257,95%CI=3.434～24.953、吸毒后发生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频次(OR=0.573,95%CI=0.380～0.864)、固定性伴同为吸毒者(OR=3.622,95%CI=1.117～11.748)和实施过包皮环切手术(OR=0.023,95%CI=0.002～0.312)与HIV感染相关。结论(1)社会人口学特征和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对吸毒人群的HIV感染均有影响。(2)包皮环切术可能是HIV感染的影响因素,需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研究。第三部分三种包皮环切推广模式的成本-效果评价目的对已开发的包皮环切推广模式的经济效率进行测量和评价,筛选出有效宣传材料和适宜的宣传方式最佳组合,达到以最低的投入,提高男性包皮环切率的目的,充分发挥在艾滋病疫情严重地区通过重点成年男性包皮环切减少其HIV性途径感染的作用。方法在一般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以推广模式为单位,测算三种推广模式在不同人群中推广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结果本次研究共招募符合纳入标准的外出务工者1670人,吸毒者1218人,高发区普通人群1640人,将各人群随机分为3组,分别用三种干预模式对其进行包皮环切预防艾滋病的干预。(1)不同干预模式在同种人群推广的成本-效果分析显示,外来务工者中,模式三改变研究对象手术接受意愿所需的成本最低,在手术率改变方面则优先选择模式一；吸毒者中,无论是要改变其手术意愿还是要提高其手术率,所需成本最低的均是模式三；普通人群中,改变其手术接受意愿效果最好的是模式二,手术率提高最高的是模式一。(2)同种干预模式在不同人群中推广的成本-效果分析结果显示,在手术意愿改变方面,模式一和模式三均为在外出务工者中每改变一个人手术意愿所需的成本最低,模式二对普通人群的干预效果较好；在实施手术方面,模式一和模式二均为在感染高发区的普通人群每使一个人做手术所需的成本最低,而模式三对吸毒人群的干预效果较好,对于外来务工者无论是哪种干预模式,其手术实施方面的干预效果均不理想。(3)基于DEA的三种包皮环切干预模式在不同人群中推广的效率值分析结果显示,外来务工者使用模式三和感染高发区普通人群使用模式二的综合评价效果最优；对投入、产出指标的投影分析发现,外来务工者使用的模式一投入过剩比例最高,为23.84%,而吸毒人群使用的模式一和模式二存在的差距比例最大。结论采用DEA模型综合评价三种包皮模式在不同人群中推广的成本-效益,结果表明外来务工者使用模式三和感染高发区普通人群使用模式二的综合评价效果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