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精细化的社会分工使得各个行为人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和交错,便出现了为了谋取自己的合法利益而偶然的与违法犯罪行为产生了联系,但是这种看似偶然、无害的社会交易行为或服务行为,却对犯罪行为的发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这就是最早由德国提出的“中立帮助行为”。中立帮助行为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其成为了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中立帮助行为人的行为确实为实行犯实施犯罪行为提供了帮助,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理应受到刑法处罚;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中立帮助行为都具备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如果对中立帮助行为全盘否定,不加以任何区别的予以处罚,使得刑法的触角过度延伸至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则将会限制公民自由,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中立帮助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也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特别是在典型案例出现后,将中立帮助行为的研究从理论界推到了司法实务界,对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研究需求更加迫切,也对当前的处罚方式提出了挑战。文章试图通过分析中立帮助行为,结合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对这一迫切需求作出回答。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研究,首先要明确“中立性”内涵,中立性使得中立帮助行为具有不特定性、反复性、日常性等特征,这也是中立帮助行为与帮助行为的区别。其次搜索国内外关于中立帮助行为的各种学说,为分析本文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提供理论支持。对中立帮助行为处罚的理论争议从不予以任何区别的全面处罚说,逐渐过渡到甚至目前占主流地位的限制处罚说。在限制处罚说中,又分为主观说、客观说和综合说。主观说和客观说都有各自的优点,但是在我国,大多数学者采取主客观相统一观点。整理分析我国目前关于中立帮助行为的立法争议和实践争议,为研究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标准提供基础。再次将中立帮助行为予以领域类、正犯化和共犯化的归类,分析实践中不同类型的中立帮助行为并总结。最后在借鉴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对中立帮助行为应采取主客观相统一的处罚标准。中立帮助行为的责任认定是有关于保护法益与保障自由的核心,因此对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予以标准化,对中立帮助行为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