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上市公司的股份全流通时代到来,收购市场愈发活跃,许多上市公司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收购方往往在目标公司管理层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快速获得控制权,而管理层不得不因此“下台”。尤其在“宝万之争”以来,巨大的收购压力使得管理层纷纷“未雨绸缪”,在章程中置入各种反收购措施。分级董事会条款作为其中一种使用率较高的反收购措施,在实践中已经被多家上市公司采用,此条款使得收购方即使取得目标公司足够的股权也无法马上入主董事会取得实质控制权,因而很大程度上能起到通过增加收购方的收购成本延缓收购进程的作用。自“爱使章程之争”后,对分级董事会条款的效力争议就一直从未停息,无论是多次修改后的《公司法》还是《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均未对此条款作出相应规定,相关部门也没有对其合法性作出回应,导致该条款的法律效力一直处于模糊地带,既不利于上市公司的规范化治理,也不利于股东利益的维护。因此有必要对该条款进行研究探讨。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章程中现有的分级董事会条款进行分析考察,找出其于我国本土化适用过程中的困境,并通过梳理国内外争议,建立效力审查标准以进行效力判定,在肯定其基础条款效力的基础上针对适用困境提出相应的规制路径。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对分级董事会条款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运用现状进行考察。通过分级董事会条款概念的界定,将域外的分级董事会条款与我国本土化的条款相区分,并对分级董事会条款产生的国内外背景进行简要介绍,在此基础上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深沪两市主板上市公司章程中的分级董事会条款进行检视,从整体数据、条款设置模式以及行业分布等方面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由此更为直观地展现我国上市公司中分级董事会条款的运用现状,从而为接下来的困境分析提供数据基础。第二部分是对分级董事会条款的本土化困境进行分析。依据第一部分的实证研究结果,揭示分级董事会条款在我国适用时出现的困难与挑战,首先,该条款的效力判断标准不明确,相较于国外成熟的反收购立法,我国关于分级董事会条款等反收购措施存在立法滞后、监管标准模糊等问题;其次,本土化的分级董事会条款在内容上与域外分级董事会条款“貌合神离”,在条款内容、董事改选时间上都与域外条款大相径庭,导致其“水土不服”而在反收购效果上不尽如人意;另外,分级董事会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还会抑制累积投票制效果从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第三部分是对分级董事会条款进行的效力审查。首先,对分级董事会条款的国内外争辩进行探讨,域外学者主要是对其价值及设置的必要性进行争论,以否定其价值的管理层自保假说和肯定其价值的股东利益假说为代表;国内学者对分级董事会的争议集中在分级董事会是否因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范而无效。其次,以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为基本标准,以是否违反董事的信义义务、是否有损中小股东的利益以及是否有损公司的整体利益为辅助审查标准,在此基础上肯定直接限制董事改选比例和不得无故罢免董事的条款效力,并对ST上市公司置入分级董事会条款的效力进行否定。第四部分是在肯定分级董事会条款效力的基础上针对本土化困境提出规制路径。主要从提高条款置入的表决比例、健全相关配套措施、完善条款的效力审查体系以及增加累积投票制的配套规定等方面提出具体的规制路径,以此推动分级董事会条款在我国有效适用,以期能够在维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反收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