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16——19 世纪的西方艺术史研究,瓦萨里、温克尔曼、黑格尔、李格尔和沃尔夫林这五位艺术史家都系统地建立了把握、描述艺术史的理论构架,将艺术史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连续的逻辑过程。在论述时,他们分别采用了生物学模式、进化论模式以及形式主义模式。这三种模式的确立在艺术史研究方法论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大大推动了西方艺术史研究的进程。首先,瓦萨里由于不满足于枯燥地描述艺术家的生平及其作品,他指出了作为整体的艺术的发展有着超越任何一位艺术家个人贡献的、类似于生物生命发展的周期性,由此确立了用生物学模式阐述艺术史的写作方法。尽管生物学的艺术史循环理论不是他首创的,但是他却是第一个在这一模式中将建筑、雕刻和绘画三门艺术的发展当作一个整体来论述,并对艺术风格产生的根源作解释的人。瓦萨里这一模式的确立,凸现了艺术史研究的主体和方向。其次,温克尔曼对瓦萨里的生物学模式进行了修正,他将艺术史的写作从艺术家传记转向了侧重艺术作品及艺术的审美特征,从而使其论述的内容与生物学模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再次,黑格尔摒弃了原始的生物学模式,他以辩证统一的发展理论来透视艺术的历史,从而否定了艺术史的循环论观点。黑格尔的螺旋式进化论模式的意义,在于为艺术史的发展提供了完整而清晰的逻辑线索。同样采用进化论模式的李格尔,突破了黑格尔纯粹哲学思辨的方法,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入艺术史研究,以此来揭示知觉方式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图式,企图为他的进化论观点找到科学的证明。李格尔持久的影响力在于将艺术史研究的“宏观把握与微观经验主义考察相统一致的方法”[1]。最后,与前三种模式不同,沃尔夫林的形式主义模式将艺术史的研究全部集中于艺术作品的形式因素,通过探讨视觉方式的演变,来揭示艺术的内在发展规律,从而彻底将对艺术史的主观性阐释转移到经验主义的研究上来。因此,对于任何一位研究西方艺术史的人来说,这三种模式所奠定的基础是不能绕过的。整体看来,三种模式都热衷于构建系统性阐释结构,即这些艺术史家首先确立一种独立于具体题材内容的一般性概念,个体艺术家或特定时期的艺术风格就成为一般概念的具体解释,然后在此基础上以不同的方式构建起论述的框架,从而达到对艺术史发展系统性阐释的目的。因此,本文对三种模式的分析是通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