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征程中，中国人可谓异常艰辛，但无论这种呼声在历史的涛声中显得多么微不足道，我们总还是能找到一些个体，听到一些微弱的声音。 魏晋风度总是为人们津津乐道，它的精神内含总是为中国文人所重视；而在众多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恐怕也没有比《红楼梦》能更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的了，探究二者的关系因之显得特别有意义，而在这之前，还没有系统地将二者放到一起加以详细论述的文章，大都为零碎的片段，或作一些粗略的分析，而本文试就《红楼梦》与魏晋风度的传承关系和文学渊源作一探究，力争使这一空白得以添补。 魏晋时期的文人很多，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加以列举，本文主要以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为例，试图通过对他们人生态度和个性特点的分析，寻找他们的精神品格中追求个性自由的成份，继而探讨《红楼梦》对这一精神品格的继承。而《红楼梦》中的人物也浩如烟海，本文只以贾宝玉和林黛玉为例，探讨其对魏晋文人精神风度中追求个性自由解放这一特性的继承。 追求个性自由是他们共同的突出特性。这一特性首先表现在对功名利禄的淡泊上。阮籍对功名利禄越的冷淡常常可以从他的行为中看出：他常常一个人闭门读书，整日不出屋门；有时外出游览，登山玩水，终日忘返；或者独自驾着牛车出门，任牛随意地走向荒郊野外，直到无路可走了，才不得不痛哭着回来。嵇康也是一位鄙薄功名的性情中人，他厌恶官场和功名利禄最突出的表现是与山巨源绝交。山涛曾请嵇康出任吏部郎，官位确实不算太低，但对于深恶痛绝之的嵇康来说，却是被推向了绝境。嵇康因此不仅没有接受山涛的推荐，反而愤然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贾宝玉亦是如此，他不喜欢读孔孟时的八股文，厌恶仕途经济，凡是劝他读圣贤之书、走入世之途的，无不引起他的反感，受到他的奚落，哪怕是他亲近敬重的人。 其次，这一特性还表现在对儒家正统思想的质疑与否定上。阮籍、都康不喜欢司马氏集团的阴奉阳违，不喜欢他们为了权利而不惜滥杀无辜，贾宝玉也不喜欢贾雨村的“君子”模样，不喜欢贾雨村唯唯诺诺的样子。他们宁肯背弃传统，否定千百年来为中国人信奉的儒家信条，宁肯忍受着旁人的指责，也绝不改变自己对个性自山的追求。 这一特性还表现在对待地位低下者的态度上。泥菩萨过河，连自身都难保的科康却要去关心比自己处境更艰难和危险的吕安；贾宝玉“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来等事”（第三十六回），但对地位不高的“女儿” 们甚至贾府中的女仆却情有独钟。封建社会是“男尊女卑”的社会，而贾宝玉竟翻了个个儿：“女清男浊”。贾宝玉还对一些比较寒素和微贱人物很为爱慕并与之亲近，譬如秦钟，譬如柳相连。 《红楼梦》中，凝聚着作者美好理想寄托的艺术形象—一林黛玉身上，也有着魏晋文人的精神气质。这一体现着作者理想人格的形象的深层性格是：“独立自山，天真率直”，而最能体现其对自出追求精神的是她对爱情的执着。 从美学的角度讲，无论是竹林七贤中的阮籍、税康，还是《红楼梦》中的贾主玉、林黛玉形象，都体现了一种极其崇高的美学境界，他们有着相似的审美价值，均有着悲剧的美学意义，他们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文学渊源。首先是强烈的感情色彩，其次便是典型环境的烘托。然而，无论是宝玉的“痴”“狂”“傻”“呆”，还是黛玉的“愁”、“泪”、“病”、 “瘦”，这种以清瘦为美的美学思想其实是出于魏晋风度，是傲世抗俗的一种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