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亟需转变经济发展的思路与方式。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原有的生产模式已不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并且在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产生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标准的官员晋升所带来的“援助之手效应”与“攫取之手效应”。尽管目前已在官员晋升考核标准中加入了诸如环境等的其他指标，但传统的经济绩效考核观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地方官员是地方政府政策的重要执行者与参与者，加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为影响金融稳定与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所以本文从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官员晋升激励的强度是否会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影响，希望能够丰富相关文献，并促使国家和地方管理部门建设更科学的官员考核机制，推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水平提升，有效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从而为调控我国经济运行提供参考。
　　本文首先基于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激励理论与财政分权理论，提出官员晋升激励影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关假设。其次，以2008年至2017年全国30个省级地区（西藏除外）的数据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官员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样本检验在不同的财政分权程度、市场化进程与区域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存在差异;并进一步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调节作用，以及微观的经济后果，即官员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官员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官员晋升激励强度越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越高;且财政分权程度与市场化进程越高，官员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越大;同时，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东部地区中更加显著，为“中部塌陷效应”提供了证据。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作为调节变量，能够显著抑制官员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从作用后果来看，官员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交互作用能够缓解二者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相关建议:首先，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建议将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风险相关的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的范围;其次，一方面要适度分权，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与财政压力，完善地方政府的发债机制，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另一方面，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与权限，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同时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纳入财政预算，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最后建立新型政企关系，改善营商环境，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并着力改变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的现状，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动债券市场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