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的加剧,我国服务业快速成长,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但通过对现实的简单观察,我们发现我国的服务业发生了广泛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的空间集聚现象,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中西部地区为外围的格局基本形成。这促使我们去思考如下问题:(1)目前我国服务业空间集聚机制是什么?(2)我国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差异有哪些特征?(3)这种空间集聚差异又是由什么引起的?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动机,本文试图基于空间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对服务业地区集聚地区差异提供一个全新的解释。首先,本文对服务业的集聚内生与外生机制作了一般性描述,并从服务业集聚度的地区差异角度出发对我国服务业空间集聚状况进行经验性描述。通过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服务业集聚度进行测算,我们发现,我国总体区域服务业集聚发展还很不平衡,服务业集聚区域主要位于东部,服务业集聚水平东中西依次递减,同时在服务业集聚的行业层级上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考虑到规模报酬递增地方化是服务业集聚的关键因素,其一般表现为内部规模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三个方面,并最终体现为单位成本的下降,因此我们从服务业集聚与服务业劳动生产效率的角度出发,将服务业集聚水平对服务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定义为服务业集聚效应,并运面板数据方法针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服务业空间集聚效应差异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在分析中我们发现我国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集聚效应,并形成了服务业劳动生产效率与服务业集聚水平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简而言之就是东部地区已进入了一个集聚与再集聚的自我强化过程,而我国中西部地区缺未形成。我们认为,正是这种集聚效应的地区差异是引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差异的重要原因。随后,文章从自然地理、资源、政策、制度几个方面对我国服务业地区集聚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我国东部地区所采取的各种倾向性的财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政策为服务业要素的集聚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东部地区拥有良好的区位条件与经济、社会基础为服务业集聚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基础条件,而相对处于劣势的中西部地区则出现了大量的服务业要素外流现象,致使服务业集聚效应无法充分发挥。并且,服务业集聚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自我效应,即服务业集聚促进了服务业生产效率,高的生产效率又吸引来了更多的要素集聚,使得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产生了巨大的服务业集聚水平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