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是唐代孟学的起步阶段,士人对孟子没有专门的研究。初唐儒者在诠释经典时对《孟子》内容的大量引述,在很大程度上会激发士人对《孟子》的阅读兴趣,继而带动孟子思想在士林中的传播普及。初唐孟学的主要表现特征就是对孟子理论的征引。魏征继承了孟子敢为王者师的独立人格精神,他成功地实践了孟子的君臣思想,主张君臣职责分明,强调国君须以礼待臣。崔融的《谏税关市疏》引述并继承了孟子不少的经济观点来反对当时收取关市赋税,对社会分工的认识也与孟子的观点相同。王勃和卢照邻都以文士的眼光去看待孟子,对孟子不遇于时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也都从儒家诗教传统的角度立论,把孟子视为孔子之后儒学诗教最醇正的继承者。李善注《文选》时征引《孟子》及前人注《孟子》的内容达三百多次,他的注《文选》广布于士林,对《孟子》的传播起到了间接的推动作用。刘知几在其《史通》中也多次引述孟子的言论,刘知几评价孟子的品格是“行仁”,而其命运却是“不遇”。他一方面多次征引孟子的学说以佐证自己的观点,表现了对孟子的认同。另一方面他也敢于对孟子的某些观点予以批评。盛唐时期的孟学,在初唐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一是由初唐时比较单一的征引,变为较多地对孟子思想在精神上继承和在行动上的践行。如李白主要继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气。表现之一,是他有“舍我其谁”的强烈自信和豪气。表现之二,是他的大丈夫气。杜甫较多地接受了孟子的仁政和民本思想以及反对不义战争的主张。杜甫一生都在为黎元百姓担忧,他流露在诗作中的仁者心肠,是一个醇厚的儒者对孟子仁政思想的会心与忠实的践行。盛唐孟学的这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代学术风气逐渐由初唐时的章句之学开始向义理之学的转变。这为以研究义理为主的中唐孟学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盛唐孟学的发展之二,是杨绾和赵匡在关于科考改革的上疏中对孟子的大力提倡,试图通过官方制度自上而下推崇孟子。这无疑会对推行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学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唱响了《孟子》由子入经的先声。盛唐孟学的发展之三,是产生了唐代最早注解孟子的专书——陆善经《孟子注》七卷。陆善经的《孟子注》七卷已佚,但是它开启了唐人注《孟子》的先例。中唐是唐代孟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表现特征之一是对《孟子》一书的注解诠释比前期明显增多；表现特征之二,是士人开始对孟子的一些重要思想进行专题讨论。这些讨论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显示出士人对孟子逐渐增加的研究兴趣。韩愈对孟子的尊崇于中唐孟学热潮是强有力的推动。韩愈自身的儒教学养及其欲以道统自振一代的抱负和理想是其崇孟的学缘基础,更重要的,韩愈是要借助孟子的思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韩愈继承孟子强调的“君臣大义”反对藩镇割据；又以孟子的心性理论为出发点,在学理上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来抗衡佛教,尤其是当时盛行的禅宗义理；同时,自述一套儒家的道统,来对抗佛教衣钵相传的法系。韩愈倡导儒道与崇孟,对他的诗歌创作影响也很大。韩愈崇孟不仅让他从观念上有扩张诗境,抗衡前辈与时人的主体意识,而且《孟子》文本也给他提供了丰富的诗歌创作语料。韩愈诗歌呈现出的强烈主观意识,驰骋纵横的奔涌气势,也都与他尊崇孟子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在联系。孟子的浩然正气,至刚至坚的个性,重心性的理论,无论是在精神气质上还是在艺术创造上都对韩愈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李翱对中唐孟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重建了比韩愈更丰富更完善的儒道心性理论。李翱以孟子的性善论为基础,提出了“性善情恶”这一命题。并将性善和“诚”相融合,为“复性”提供了具体可行的途径。又将“性”与“文”相联系,认为文章与人性同样重要。柳宗元也对孟子的一些观点进行了研究性的探讨。在关于成圣问题上,柳宗元发挥了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主张圣人与凡人相同,打破圣人天命的神化,批判“君权神授”说,为其天人关系的唯物理论服务。柳宗元关于利益问题的论述也与孟子的相关思想产生关联。柳宗元言“利”,能结合时代经济的发展,出于孟子而又超越孟子。柳宗元“利安元元”的民本思想以及尊贤使能的用人思想,其内核更多的也是继承于孟子。柳宗元对孟子的学说有不少新的解释和发展,他突破了章句训诂之学,更多表现于对孟子思想和基本精神的关注和研究,体现了中唐士人研究儒家经典新的学术方向。此外,皇甫湜对孟子也很关注,第一,他很理解并支持韩愈对孟子道统之业的继承。第二,皇甫湜对孟子的态度是持中的,他没有像韩愈那样一味地尊孟,而是理性地看待孟子、荀子等各家的思想。在中唐孟学思潮中,皇甫湜这种持中的态度,代表了大多数士人的立场,即希望能够从孟子的思想和理论的重新解读和挖掘中,为解决现实问题找到历史依据。晚唐的孟学是对中唐孟学的延续,上承中唐韩愈发起的尊孟运动,下启北宋政治变革所带来的孟子升格运动,是孟子在唐宋时期地位提升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晚唐文坛的主要人物杜牧,就将孟子和孔子并提,肯定了孟子的地位,并对孟子的命运表示同情和理解。他往往结合现实问题,发挥孟子思想的精神。杜牧关注孟子,但并不迷信孟子,他对孟子的态度是辩证的。杜牧的散文在内容上对孟子的相关学说或者继承发挥,或者质疑问难,其中有不少的灵感得之于孟子的思想。在艺术表现上,杜牧的政论文议论纵横,善于运用层层推演的表现手法,这一文风特点颇受孟子散文的影响。晚唐后期,皮日休对唐代孟学的建树最引人注目。他真正接过了韩愈尊孟的旗帜,首先,皮日休极力尊崇和褒扬韩愈。其次,他上书强烈要求有司将孟子列入科考内容,把孟子之文视为经传,可谓是具有胆识和见识的。这一倡议,是从中唐韩愈到北宋,《孟子》终于被列入科考内容的一个重要关接点。皮日休对孟子的尊崇与韩愈有所不同。第一,他对圣人之道的尊崇,以及对无德君臣的批判都比韩愈更加直接,更加激烈,也更加执着与彻底。第二,韩愈多是试图从孟子的学理上找到治世救世的依据；而皮日休生活在一个令人绝望的末世,他主张“求用”圣人之道,更多的是试图在实用方面做努力。因此,他在提倡改革学校教育以及个人修养方面继承孟子发表的看法就更加具体。与皮日休交谊甚密的陆龟蒙也对孟子的许多观点颇有认同。他虽然对孟子的重视程度不如皮日休,但是他扬孟抑荀的态度却很明确。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唯一现存的唐代孟子研究专著——林慎思的《续孟子》。林慎思的《续孟子》是借用《孟子》的形式,表达他复兴儒学,匡世救俗的强烈愿望。他的续孟,成为晚唐孟学史上闪亮的一环,不仅在思想上丰富了晚唐孟学的研究,有承前启后之功,在形式上也为宋儒的订正经文和以意说经,开启了无限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