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是一种公共服务供给新方式,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入PPP模式,在经历初步发展、推广运用、短暂停滞的阶段之后,于2013年迎来了PPP模式发展高潮。在经济形势下行、地方政府负债增加的客观环境下,政府试图通过运用PPP模式以达到减轻财政压力、填补公共服务供给缺口、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目标。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发展,我国PPP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建成,PPP项目库平台运作良好,PPP市场逐步迈入规范运行的轨道。然而,我国PPP模式起步晚、规模大、发展迅速,尽管政府采取了打击“泛PPP项目”“伪PPP项目”、限制财政支出责任比例、审查财政承受能力评价和物有所值论证报告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用以规范PPP模式发展,但PPP市场中仍存在财政风险加大、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外部规制不健全等问题。本文从PPP效率的角度入手,以提高PPP财政支出责任效率、PPP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PPP外部规制效率为主要目标手段,为解决PPP模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提高PPP财政支出责任效率有利于在公共服务供给量保持一定的情况下,减少PPP直接支出责任,降低财政风险。本文以我国2013-2022年交通运输业PPP项目为样本,采用数据包络模型分别构造财政支出责任的子向量距离函数、潜在财政支出责任变化模型以及潜在和实际财政支出责任变化分解模型,在财政承受能力10%红线的规定下,测算、评价和分析PPP项目财政支出责任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探索财政支出责任变化的演进机制,本文利用非参数方法构造财政支出责任的反事实分布,通过比较虚拟财政支出责任与实际财政支出责任的核密度图分布差异,分析显著影响财政支出责任变化的各项因素。研究发现,受到产出结构效应调整、财政风险变化和PPP规模扩大的影响,我国PPP实际财政支出责任显著增加,在不忽视政策支持和地区间差异对财政支出责任效率影响的同时,可通过提高技术效率、技术水平以及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的替代效应,提高财政支出责任效率。核密度图分布表明,社会资本、财政风险和PPP规模长期影响PPP实际财政支出责任,现阶段,实际财政支出责任还受到运营阶段产出比重和技术水平的影响。提高PPP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有利于在财政资金投入保持一定的条件下,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建设工程、服务数量和质量,弥补公共服务供给短缺。本文以我国2010-2019年交通运输业PPP项目为样本,结合数据包络模型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通过构造三阶段BAM模型测算各省市PPP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分析和评价建设期无效率、运营期无效率和各阶段投入产出松弛无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PPP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存在提高空间,投入无效率和“不满意”产出无效率是建设期无效率的主要原因,“满意”产出无效率、道路全长投入无效率和财政压力产出无效率是运营期无效率的主要原因,宏观经济环境、法律制度环境、政府干预程度、市场开放程度和地区地貌特征是PPP投入产出松弛无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提高PPP外部规制效率主要通过保持政府监管力度和提高社会监督效率来实现。本文通过构建引入“社会监督”变量的委托代理模型,比较最优激励合同的风险成本、激励成本和总代理成本的变化情况,以我国2018年财政部PPP项目库示范项目清退库为样本,采用二值选择模型检验媒体舆论对PPP项目的影响作用和机制效应。研究发现,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项目公司均衡努力水平降低,产生风险成本和努力成本等代理成本。将社会监督引入委托代理合同中后,风险成本、努力成本以及总代理成本均降低,激励合同奖惩因子增加,项目公司努力水平提高。实证模型验证了社会监督通过声誉机制和行政治理机制发生作用,声誉机制的正面评价激励项目公司提高努力水平,声誉机制的负面评价约束项目公司投机动机,行政治理机制的负面评价促使政府监管机构加强审查监督力度。以上分析为提高PPP效率提供了三方面的政策建议。从提高PPP模式财政支出责任效率来看,应坚定不移地落实财政承受能力规定,在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以及增加劳动、社会资本和私人投资者数量等方面控制财政支出责任增长,财政支出责任更多地向西部地区倾斜,根据PPP模式的发展情况,针对性地选择对实际财政支出责任影响较大的因素进行调节。从提高PPP模式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来看,需要重点提高PPP项目运营期效率,正确处理宏观经济环境、法律法规制度、政府干预程度、市场开放程度、地区地貌特征所造成的资源投入不足或浪费、环境污染、建设产出不足、经济产出不足、财政压力等问题,根据PPP项目所处的阶段,灵活调整财政政策应对投入产出问题。从提高外部规制效率来看,应在不放松政府监管对PPP强有力规制的情况下,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规制作用,并在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协调机制,使外部规制制度的整体协同效用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