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两法证据衔接不畅的困境,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专门通过第52条第2款的具体规定对两法证据衔接制度做出了初步说明,该规定突破了以往学界通说的和司法实践中通用的证据转化规则,以法律规定的形式正式赋予行政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具备刑事证据能力,之后出台的新的高检规则和最高法解释均对该规定进行了较为保守的解释,大致上确立言词证据严格选择适用,实物证据直接加以适用的规则,由于行政法和刑事诉讼法两法均对证据种类做出了较为概括的规定,且略有差异,这就导致学界对解释中列举的多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产生了诸多的争议,除此之外,由于司法解释对“行政主体”的外延并未做出明确的阐释,仅是用行政主体的概念一笔带过,这就导致学界对于条文中的衔接主体也争议颇大。解释条文中出现的“等”字也带来了一系列关于严格解释和扩大解释争论的一系列问题,就是说在程序正义这个标尺的衡量下,当前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并未对证据的衔接问题作出很好的解决,对于证据的种类和范围需要进一步清晰地界定,将证据种类的范围做出适当的扩大,以达到法目的律条文与司法实践良性结合的。再者,在当前我国大行整治贪污腐败之风的大背景下,纪检监察部门作为办案主体的合法性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讨论,在特殊的违法乱纪案件转化为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时,能否适用两法证据衔接规则,如何适用才能最大程度的达到打击贪腐之功效,这些都是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最后,作者认为,在厘清行政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运用的法理基础之后,我们很有必要在程序上完善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只有这样,两法才能真正得以有效衔接,证据才能更好地为侦破相关案件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