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问题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一方面在于国家的发展需要水资源的支撑，人们的生活也需要一个良好的水环境来做保障；另一方面，近年来的水污染和水资源短缺问题已经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潜能的进一步释放，人们的正常生活也已经受到了很多不良的影响，一些因水质较差而引发普遍疾病的地区已威胁到人们的生存，流域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存在也严重地影响了后代的发展环境，并引起了人们对于代际公平、如何对子孙负责等问题的广泛探讨。作为一种典型的准公共物品，流域资源的使用具有非排他性、竞争性的特点，这使得依赖于流域生产生活的人们容易忽视了对它的关注和保护。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而流域的开放性与其具有的农业灌溉、环境净化、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求等多种功能，又使得与流域产生关联的主体众多，人们达成一致意见的难度加大，更容易造成流域“最少受人照顾”的结果。因此，流域资源因其特殊性需要有一套特殊的治理模式来加以规范。对于我国的流域管理，跨省流域协调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由于存在传统的科层控制难以奏效；制度调整的成本较高，阻力较大；上下游之间水环境差异大，统一管理的难度高的特殊问题，流域跨省管理应当作为流域管理的单独课题来加以展开，从而提升研究的针对性。在制度背景介绍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具体流域管理实践的总结和对照国内外的管理经验，提出我国的跨省流域管理应朝着流域理事会模式的方向迈进，通过充实协调机构职能，树立流域管理权威，并相应调整流域机构和地方水行政部门的职能，从而解决当前流域管理权限分散，跨省流域协调困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