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政府数据运动在全球蓬勃开展,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断推进政府开放数据的利用以充分发挥和凸显其在推动透明政府建设、增强社会治理能力、点燃经济发展引擎以及助推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价值。我国高度重视开放政府数据的利用,国务院于2015年以来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多个相关文件旨在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及其在政府管理和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应用。2020年4月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更是将“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和“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作为加快培养数据要素市场的重要举措,这几个举措都与开放政府数据利用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等会议多次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因此,研究如何有效利用开放政府数据呼应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具有必要性。与此同时,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利用起步较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诸多问题,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然而,相关研究尚来不及展开与深化,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鉴于此,本文拟就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利用的障碍及其保障机制开展研究,希望能为这一重大的、急需的社会现实问题提供相关解决方案。开放政府数据的利用涉及多种利益相关者、受多种障碍因素以及这些障碍因素之间关系的影响,而利益相关者又与各种障碍因素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为了提升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利用的效率,本文运用协同治理理论的思想和模型,即利用协同治理中多元共治这一核心思想识别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利用的利益相关者,利用协同治理的模型进行障碍因素的识别与分类、障碍因素之间关系网络的建立以及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利用协同治理保障机制的构建。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构建开放政府数据利用协同的模型本研究首先对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利用协同治理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并对比了跨部门协同分析模型、SFIC模型、协同治理的综合模型、政府服务提供协同模型的特点。研究选择了政府服务提供协同模型作为基础,并结合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利用的实际情景,构建了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利用协同模型。模型以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利用过程中的障碍为问题导向,以开放政府数据利用保障机制为实践导向,从外部环境、协同目标与意愿、数据供需协同、组织与管理协同、互动协同、协同效能六个维度对影响协同治理的因素进行归纳。在模型的指导下,识别了开放政府数据利用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了开放政府数据与利用过程中的障碍因素,开展了半结构化访谈、社会网络分析以及保障机制的构建。（2）识别与分析开放政府数据利用的利益相关者研究首先借助欧盟提出的开放数据价值链对开放政府数据利用流程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开放政府数据利用中涉及的政府部门、企业和数据开发团队、非营利组织、公民等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明确其具体包括哪些主体,在开放政府数据利用中负责哪些工作。为了进一步理解开放政府数据利用利益相关者在利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为下一步识别开放政府数据利用障碍奠定基础,本研究对开放政府数据利用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角色分析,将其划分为数据提供者,收集与验证数据;数据汇总者,对数据进行汇总;数据开发者/丰富者,对数据进行开发与利用,催生数据产品与服务;相关保障提供者,提供资金、技术、软硬件支持;数据产品与服务用户,开放政府数据产品或服务的直接使用者。（3）识别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利用的障碍因素借助政府服务提供模型,通过内容分析法初步识别了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利用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及其面临的障碍因素,将其分为基础环境、参与者及其目标、数据质量与使用、组织与管理、协同与互动、数据产品与服务等六个大类。在此基础上,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面对面地对上海、贵阳、武汉、深圳、宁波等地的政府部门,企业和数据开发团队,非营利组织和公民进行访谈,进一步确定利益相关者在开放政府数据利用过程中面临的障碍因素。在访谈中发现了数据公信力不足、数据的获取与使用需要一定的条件、政府对开放政府数据的应用场景引导不足、数据申请规章制度不明确、信息系统后期维护所需的资金与人力支持不足等7个新的障碍因素。最终,本研究确定了44个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利用中的障碍因素。（4）建立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利用障碍因素依赖关系网络在明确了利益相关者在开放政府数据利用中面临的障碍因素的基础上,借助访谈法发现障碍因素之间的依赖关系。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建立开放政府数据利用障碍因素依赖关系网络,并采用Ucinet和Gephi软件实现可视化。借助出度（out-degree）、出入度差异（degree difference）、个体网络规模（ego network size）、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外势中心度（out-status centrality）和中间人（brokerage）等指标,识别障碍网络中具有高影响力的关键障碍。采用中介中心性指标评估障碍交互的重要性,确定关键障碍间的链接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这些关键障碍问题背后的因果关系。（5）提出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利用协同治理保障机制在构建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利用障碍因素依赖关系网络的基础上,针对发现的关键障碍以及关键障碍间的链接关系,结合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利用协同治理机制。首先,加强外部环境协同,包括完善法律制度、健全政策体系、加强平台建设、维护信息系统;其次,推动利用目标协同,包括提高对开放政府数据价值的认识,认可协同治理对数据利用的作用,平衡利益相关者的数据利用目标;再次,实现数据供需协同,包括保障数据量与质并重提供、完善数据供与需对接渠道,加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从次,增强组织管理协同,包括建立有力的领导协调机制、优化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完善科学的评估监督机制、设置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然后,注重互动反馈协同,包括开展全方位宣传工作、提供多样化参与渠道、促进非营利组组织参与、提高整体参与能力,明确数据申请制度。最后,提升整体协同效能,包括开发具有竞争力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推进数据应用的落地与可持续发展,建立开放政府数据利用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