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经济波动频繁,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和新冠疫情爆发使得世界各国都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都在不断提高。在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频繁变动经济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给本国带来的危害,这更提高了全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又会通过各国之间的经济联动影响到贸易伙伴国,给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严重制约着贸易伙伴国出口规模的扩大和出口结构的优化,不利于维护贸易环境的稳定。因此研究出口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仅从出口贸易额来判断我国真实的贸易利得具有误导性。因此,本文使用出口国内附加值代替出口贸易额来研究出口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鉴于此,本文使用2005-2017年18个国家ISIC REV.4的18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进行回归分析。首先,本文对实物期权、国际经济传导、产品内分工理论和总贸易分解理论进行了梳理,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和理论支撑。其次,基于现有文献的观点和理论支撑,分析出口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影响的中介机制:出口贸易成本增加、抑制外商直接投资和双边价值链关联系数和双边价值链位置指数。再次,本文对我国和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的现状进行了描述,介绍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波动趋势及引起不确定性增加的主要事件,并对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总量、出口国别和行业现状进行了分析。最后,通过构造面板数据,本文使用实证分析证实了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并分国别和行业进行了子样本回归,证明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存在国家和行业异质性,并利用中介效应检验其影响的作用机制:出口成本、FDI和双边价值链关联系数和双边价值链相对位置。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第一,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其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第二,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负面影响具有国家和行业的异质性,所以我国应加强对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和非邻国经济政策不确定的监控,并及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我国还应加大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以提高我国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第三,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通过出口贸易成本、FDI以及双边价值链关联系数和价值链相对位置的中介作用对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抑制作用的,从而证实了出口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导致我国出口贸易成本增加并抑制FDI和双边价值链关联系数和价值链相对位置的提升,不利于我国的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移动,从而抑制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高。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使用更科学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来测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不仅体现了我国的出口规模,更能反映我国出口的贸易利得;第二,本文补充了 FDI作为中介的机制检验,将贸易与投资相结合;第三,本文探讨了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抑制作用,并利用双边价值链关联系数和相对位置指数的中介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