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是中国当代文学界颇有思想深度的作家,他的文学地理世界从“吕梁山”到“银城”再到“河北天母河地区”,在与历史的对话中,他创作了一系列兼具深刻思想和独特叙事的小说,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叙事风格和审美品质。文学作品是复杂的人类精神产物,作家是文学作品意识形态输出的灵魂,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也就是抒发意识形态诉求的过程。李锐作为50年代出生、经历文革、当过知青的知识分子,其小说创作具有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审美文化维度的意识形态诉求。在政治法律维度的意识形态诉求上,“文革”是李锐生命中永远迈不过去的诉说命题,激进的政治狂潮和剧烈转变的境遇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震荡,他不断进行反思、追问。在他的小说中,军队、警察、广播、电影等国家符号发挥着询唤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性的政治力量笼罩在整个民间上空,民众或受到意识形态的询唤,变为丧失思想、人情的“政治工具”,或在极左思潮下人性蜕变,变成失去人性的“邪恶妖魔”,更多的则是愚昧无知却又充满人情味的“市井细民”。他描写着革命、启蒙与民众的隔阂,极左政治与激进革命给民间带来的灾难,革命本身在无理性历史中的羸弱,从而有力地反思文革,消解革命。在伦理道德维度的意识形态诉求上,通过在吕梁山的六年农民生涯,李锐的知识分子立场在启蒙、批判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份谦卑和悲悯,他通过展现知青、革命者与普通民众对“食”、“色”的不同态度,呈现了民间伦理与革命道德的巨大隔阂,躲避“崇高”,完成了对极左政治运动的批判,张扬“食色”,体现出对底层民间的关怀。此外,通过塑造李乃敬、刘三公这类仁义的宗族家长和李紫痕、白蛇这类无私奉献的圣母形象,李锐完成了对于儒家伦理的推崇,实现了儒家教化的目的。在审美文化维度的意识形态诉求上,李锐对民间文化和古典美学情有独钟,他自觉关注民间社会,其笔下有古老中国的隐喻——沉寂凝滞的群山厚土、无理性历史的象征——湍急流淌的银城银溪,他展现着革命之下的民俗风情和众生百态,实现了对大写历史的解构。同时,出于建立汉语主体性的主张,李锐从古典文化汲取营养,古典诗文的引入,悲凉美感的产生,这些都显示出其小说独特的审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