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欧美蓬勃发展的跨文化传播学引入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从中国与欧洲文学关系的角度考察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以期对传统的影响研究范式有所突破。同时，论文涉及中国文学中的欧洲形象问题，目前学界多研究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受东方学的影响。实际上，在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受欧洲东方学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自我东方主义倾向。本文把欧洲作为“他者”就是要对中国文学发展中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作一个清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30年代中国文学，这一课题对21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和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考察了传播的主体(留学与旅欧人员)，媒介(文学译介)，以及传播的结果(包括游记与小说中的欧洲形象，欧洲文学思潮在30年代中国特殊文化语境下的流变等)，并从时代和文化的因素考察中发现：欧洲文学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只是一个借以利用的对象，是用来建构中国民族文学和文化身份的他者。 论文共分六个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提出研究对象即欧洲文学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传播，并对“30年代中国文学”、“欧洲”及“欧洲与中国”几个概念作了界定和梳理，然后提出以跨文化传播学为理论框架来考察这一问题。 第一章从传播主体和媒介角度考察了欧洲文学在中国30年代传播的概况。在传播主体方面，论文对留学与游历欧洲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一个统计，在此基础上，将留欧知识分子与同期留学日俄、美国的知识分子列表进行比较分析，提出留学欧洲促进了中国30年代独立知识分子的形成，以及欧洲文化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传播媒介方面，论文考察中国20世纪30年代对欧洲文学的译介，一方面概述了欧洲主要国家的文学在中国30年代的译介情况，同时又总结出欧洲文学在中国30年代译介具有古典和现代兼顾，系统性和组织性等特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欧洲文学在中国30年代传播的广泛和深入。 第二章探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欧洲形象问题。中国30年代游记文学塑造了多种欧洲形象，无论是一个浪漫艺术的欧洲，或是日常生活的欧洲，还是一个混乱的欧洲，这些形象的形成都与观察者的身份、观察时间频率以及先在经验等因素相关，而且这些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30年代中国人的集体想象。同时通过与五四时期的游记的比较，说明30年代中国人对欧洲文化认识日益深入。中国30年代小说以巴金和老舍的作品为个案，分析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欧洲殖民主义权力话语中的挣扎和痛苦。从巴金的小说集《复仇》到短篇小说《狗》，展示出他从无政府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向的历程。而老舍在从《二马》到《断魂枪》的创作过程中更是努力摆脱欧洲东方学的藩篱，以及“自我东方主义”的束缚，最终放弃了乌托邦式的幻想，致力于从中国社会现实中寻求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他们的追求体现了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的民族责任感。 第三章探讨了以现代主义文学为代表的欧洲文学思潮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种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从小说看，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促进了30年代中国小说审美、表现手法，以及小说文体的综合化发展。论文以《子夜》为个案分析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中国30年代小说中融合的特征。而中国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在语言及审美趣味方面呈现出向中国民族传统回归的趋势。论文以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为个案，分析了戴望舒诗歌中的欧洲渊源，他诗歌在意象选择和音乐性的追求上的民族化走向，指出欧洲文学只是为中国文学发展提供借鉴意义的他者。 第四章分析了欧洲文学如何作为一个他者被利用和在30年代中国的传播中发生变异的原因。欧洲重要的现代性思想资源，即人道主义和启蒙理性精神在中国30年代都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特别是人道主义在中国30年代不同方向的发展。论文以“娜拉事件”为个案，分析了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在中国不同阶层的不同利用，从中了解中国30年代对欧洲文化利用的态度。最后从跨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欧洲文化和文学在中国30年代这个特殊文化环境下被利用和发生变异的原因。 结语部分指出，欧洲文学和文化在中国30年代的传播更加深入和广泛，但由于传播的不对称性，和30年代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欧洲文学始终是作为一个被利用的文化他者，在中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将欧洲视为一个他者，从中发现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中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有利于破除思想界的幻想性氛围，从而为中国民族身份的建构提供参照，促进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