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中国现代期刊史上一份重要的“纯文学”刊物。在1930年代“围剿”与“反围剿”的激烈斗争中，它因争夺话语权力，开创“公共空间”而获得历史上的价值。然而学术界对《文学》月刊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因此笔者试对《文学》月刊的本体部分进行系统研究，本文通过对期刊的整体面貌及运行机制的考察，深入分析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文学》本体的独特风格和独立意识，力求把握《文学》杂志的整体编辑意图，还原《文学》的本来面目。　　 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重点对《文学》的文化生态环境和兴起原因进行分析。文章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分别阐述了《文学》创刊的时代背景，《文学》与生活书店的关系，《文学》所拥有的强大作者阵营，通过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的涵盖，揭示了月刊的兴起原因。　　 第二部分是对《文学》编辑群体的研究。笔者把编辑群体拟定为傅东华、郑振铎、茅盾、王统照四人，并着力探究茅盾作为“隐形主编”的文化品格与编辑风格。同时探讨了以茅盾为首的《文学》编辑群体的整体文化风格与文化心态对月刊的编辑理念与策略的影响。　　 第三部分主要对《文学》中呈现的批评性文本、文学性文本、广告文本展开具体探讨。评批性文本基本上围绕月刊中的各种论争展开，笔者通过文坛论争的个案研究揭示其所含的政治隐喻；文学性文本试将《文学》中的小说分成三大主题进行研究；广告文本则从商业手法、文化表现两方面，阐释其商业诉求的本质。笔者认为正是三种文本所表现的政治性、文学性与商业性，一方面消解了《文学》，一方面也成就了《文学》。　　 结语则通过《文学》月刊的个案研究，以历史为参考，联系现实，探索当代文学期刊的困境与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