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承接战国和秦朝文统,继续发展散文这一文体,推动了地理散文的出现,并延续至两晋南北朝时期。西汉时期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学习《楚辞》,创制出散体大赋这一文体,其中有着大量对西汉地理形势、山川资源的罗列,可以称之为地理赋。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作家学习两汉时期的创作方式,将地理赋的这种创作方法发扬到碑铭、书信、序等文体中,因此统称其为地理文学作品。汉魏六朝时期方志的数量众多,据王毓蔺先生统计,计有全国总志51种,分省志219种（其中通志123种,府县志96种）,共计270种。（1）按种类分,可分为“耆旧传”,如《东莱耆旧传》、《陈留耆旧传》等;“先贤传”,如《鲁国先贤传》、《吴先贤传》等;“风俗记”,如《关东风俗记》等;“山水记”,如《宜都山水记》、《湘中山水记》等;“地记”,如《吴地记》、《齐地记》等各种。然而这一时期的方志大多散佚,现存者稀少,后人仅能窥得只言片语。尽管这一时期方志大多散佚,我们还是可以从现存的方志中看出它与地理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同时,通过对现有的地理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还可以补充汉魏六朝部分散佚方志的内容。综上,本文以汉魏六朝地理文学作品中的“方志性”为研究对象,分别探究它的产生源流和背景,其与方志的区别,以及它本身的文学风格。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厘清本文的研究对象——地理文学作品,将其概念阐释清楚。并对目前学界地理文学作品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发现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列出本文的研究意义和创新之处。第一章研究汉魏六朝地理文学作品中“方志性”的产生背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分别探究《禹贡》、《战国策》、《史记》、《汉书·地理志》、《越绝书》与《华阳国志》对地理文学作品产生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禹贡》和《战国策》为地理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最早范例和原始材料;《史记·货殖列传》等章节进一步影响了地理文学作品“方志性”的体现,并且《史记》所处的西汉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散体大赋的创作,影响了地理文学作品的发展;《汉书·地理志》则进一步为地理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其囊括的汉朝地理情况使得地理文学作品的创作更加贴近现实,凸显其“方志性”;《越绝书》与《华阳国志》这两部最早的方志作品影响了地理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使其带上了重现实、观风俗等艺术特点。第二章将地理文学作品和方志进行全方位对比,分辨地理文学作品和方志中相似和不同之处,将二者区分开来。在书写方式上,地理文学作品和方志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方志写作讲究“述而不论”,地理文学作品则是“述论并行”;在内容安排上,方志追求的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展示,而地理文学作品则有所侧重,或以地理、物产为主,或以自然风光为主,根据作家需要而进行选择;写作目的上,方志更多是作为工具书,供统治者施政翻阅,而地理文学作品则用以表达政治诉求或抒发个人情志。力求全方位区分方志和地理文学作品,在相似与不同中体现地理文学作品的“方志性”。第三章则研究地理文学作品“方志性”的具体表现,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两方面着手。思想内容上,分别论述其时空性、广泛性,体现其作为文学所具有的深刻内涵;艺术风格上,着重体现其重现实、明致用的功能性,这一点与方志相似而不相同,充分体现地理文学作品的“方志性”。结语总结地理文学作品“方志性”的独特风格,概述它是如何在时代变化中发展演变的,并探究其在汉魏六朝整体文学风气中的独特性以及它对后世散文创作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