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春秋霸主国之一的齐国,其婚姻礼俗既有春秋时期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独特性。研究春秋时期的齐国婚姻礼俗,既要将其置于西周末期东周初期的社会转型大环境下,又要考虑当时齐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依据相关文献资料,并结合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从整体上考察与分析春秋时期齐国的婚姻状况,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春秋齐国婚姻的主流婚姻形态为聘娶婚,此时期媵婚制在齐国已有所损益,烝报婚作为处置未亡人的其中方式之一,在当时虽被认可却是特殊情况下的婚姻补充。在春秋时期,齐国仍旧奉行着“同姓不婚”准则,但同时出现了同姓相婚的现象。齐襄公和妹妹文姜通情属于婚外乱伦,并不构成婚姻行为,故不属于兄妹血缘婚。齐桓公“妻姑姊妹”的说法也明显是后人附会而成,没有直接的史料依据,将兄妹乱伦比作是“血缘婚”的遗留是概念混淆,这是因为以往学者在研究齐国婚姻时,往往容易先入为主,流于表面,没有进一步探究现象背后隐藏的当地独特的文化因素,从而轻易下结论。运用文化要素分析法,融合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整合到齐地婚姻礼俗研究中,可以弥补研究中春秋齐国婚姻史料不充足的缺陷,以求达到客观、科学的分析。齐地存在“巫儿”婚俗,只是居家不嫁的“巫儿”应是少数,存在于部分齐地中。其具体身份学界主流观点是主社的“尸女”。齐国的赘婿是少数群体的婚姻,不在主流婚姻范围之内,观社婚俗有一定的生殖崇拜意义。《仪礼》中的婚姻六礼中在齐国只存在纳采、纳币和亲迎三礼,其余三礼并不单独执行,而是附属其中。无论是“巫儿”婚还是“赘婿”等齐地的特殊婚俗,都是齐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合力下的产物,以此为着眼点来分析齐国婚姻礼俗特色的形成,并将齐婚俗与邻国鲁国婚姻礼俗进行横向对比,对春秋齐国婚姻礼俗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