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使得社交媒体凭借其开放、便捷、高效的特点,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用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网络中的其他用户建立联系,形成了一个在线社会网络来获取信息、发表言论或是与线上好友进行交流沟通。然而,这种高效的信息联通方式也使得在线社会网络逐渐发展成为网络谣言滋生的温床,从而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谣言往往在一些与公众利益相关的突发公共事件中相伴而生,在这种特殊事件背景下产生的谣言通常满足了人们风险规避的诉求,因此极易引发公众焦虑、恐慌和不安的心理。当在线社会网络用户在收到谣言信息后,除了会转发给其他好友外,还会在现实社会中不自觉地跟风参与某项活动,甚至做出一系列不理智的行为。同时,这种在现实社会中的行为扩散与在线社会网络中的谣言传播之间相互影响,促使谣言及其相应行为的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人们在线上社会网络中收到“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相关谣言时,除了在线上社会网络中持续传播该谣言外,还会立刻到药店抢购双黄连。同样,人们在药店抢购双黄连的同时,现实生活中原本不知情的人也会得知此谣言,并参与到抢购行为中。由此可见,网络谣言泛滥的现象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使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危机应对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经受严峻的考验。因此,深入揭示谣言及其相应行为的内在传播机理,识别出其中的可控因素,并基于此提出科学有效的谣言治理措施,不仅是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交媒体平台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之一,也成为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领域一个关键的研究问题。为此,本文借鉴传染病动力学中Susceptible-Infected-Susceptible（SIS）传播机理,基于线上线下双层社会网络构建了谣言及其相应行为交互传播的模型。根据拉斯韦尔5W传播要素,分别分析了传播主体（客体）的主观心理感知收益、客观科学素养水平等内部因素,以及传播信息的感知流行度、传播渠道的效率等外部因素对个体认知行为的影响,运用Ising模型结合这两种因素量化了个体的状态转变概率。此外,引入了社会强化效应的概念来表示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交媒体平台对谣言及其相应行为的干预。考虑到个体的微观行为对谣言宏观传播态势的影响,利用微观马尔可夫链的方法建立谣言传播与行为扩散的动力学方程,并在理论上分析了谣言在线上社会网络中的爆发阈值。理论分析结果表明,谣言的爆发阈值与谣言恢复率、层间强化效应,以及线上网络的拓扑结构有关。同时,个体在线下网络中的行为、真相恢复率、谣言行为恢复率、辟谣行为恢复率等因素也会对谣言的爆发阈值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依据线上线下网络的拓扑结构特性,本文分别采用BA网络和ER网络来近似模拟,并在此合成的网络上利用Matlab软件对构建的模型进行数值仿真,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理论分析的正确性。最后,分别在自然状态和防控状态下进行仿真实验,进一步探究了影响谣言及其相应行为传播过程的多种因素,深入分析了不同的社会干预强度和干预时机对谣言治理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当个体科学素养水平均值偏低时,谣言及其相关行为的最大传播范围随着心理感知收益均值的增大而增大,辟谣信息及相关行为的最终影响规模随着心理感知收益均值的增大而减小。但当个体科学素养水平均值偏高时,结果相反;2)线上网络效率和话题讨论度、线下网络效率和行为参与度会分别影响各自网络中信息的传播和行为的扩散过程;3)个体网络地位越高（权威用户）,越能促进其传播的信息或扩散的行为,并抑制与之相反的信息的传播和行为的扩散;4)谣言及其相关行为的最大传播范围随着感染状态强化效应的增大而增大,随着辟谣状态强化效应的增大而减小;层间强化效应对辟谣信息及相关行为最终扩散规模的影响结果则相反。此外,谣言传播者和谣言行动者产生的强化效应大于真相传播者和辟谣行动者产生的强化效应;5)真相传播者和辟谣行动者恢复率的降低会促进辟谣信息传播及其相关行为扩散,进而抑制谣言的爆发,这与谣言传播者和谣言行动者恢复率的影响结果相反;6)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交媒体平台对谣言及其相应行为进行干预时,应该考虑到不同类型的谣言可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后果,进而确定合理的干预强度和干预时机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