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追赶造成了以牺牲环境谋求发展的增长模式,严重阻碍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优先发展经济,忽略社会福利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问题,使得民生问题日益凸显;如今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注重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已经虽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社会福利发展水平仍显不足,经济与社会福利发展不协调,不仅会对人民生活质量产生影响,对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造成阻碍。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过去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引致的经济效率低下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为应对环境恶化的威胁,我国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旨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目前,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亟需从量的提升转到质、量共抓的新时期,但当下,长三角区域存在着褐色经济、社会福利发展薄弱等问题,安徽省与沪苏浙地区相比,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福利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长三角区域内部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不协调问题仍待解决,亟需推动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协同发展,促使二者形成合力,构筑起良好的经济发展新格局;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示范区,研究长三角区域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协调发展,有助于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全国的引领作用。本文基于2008～2019长三角3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对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内涵和相关理论以及与两者相关的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揭示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两个体系以及两者协调发展的相互作用机理;其次,采用包含非期望的非径向超效率模型测算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并基于熵权法确定社会福利指标权重,采用加权综合评价分析法测算社会福利发展水平,进而利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测算了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协调度,并采用统计分析方法评价了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两个体系的发展状况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同时结合脱钩理论刻画两个体系的动态发展过程以及利用高斯核密度曲线刻画其协调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情况;接着,构建TOBIT模型和OLS模型对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检验;最后,通过墨兰检验确定绿色经济和社会福利协调发展具有空间效应,通过LM检验、LR检验、Hausman检验确定SAR与SEM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上述影响因素对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协调发展的空间效应;本文研究结论如下:（1）从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发展水平来看,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发展趋势相似,除2017年下降趋势明显外,两者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空间分布上两者均表现出东强西弱的特征,上海市在这两个方面表现突出,始终稳居第一,以上海、南京、江苏、杭州、宁波为中心的城市的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发展较好,安徽省部分地区表现较差;此外,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普遍存在着脱钩状态,且社会福利发展速度低于绿色经济的发展速度。（2）从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耦合协调发展来看。考察期内耦合度与协调度的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增长速度不明显,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两者耦合基本处于磨合阶段,而协调度水平处于基本协调阶段。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宁波市等城市的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耦合度处于高度耦合,除安徽省部分地区处于拮抗耦合外,其余地区耦合度较为稳定,处于磨合耦和阶段。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协调度同绿色经济、社会福利的空间分布特点类似,呈现东强西弱的特征,三省一市整体协调度由高到低的排名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上海市处于优质协调阶段,江苏省处于良好协调阶段,浙江省处于基本协调向良好协调跨越阶段,安徽省处于基本协调阶段。（3）就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而言,Tobit回归结果显示科技创新、经济水平、金融发展、能源效率、产业集聚等因素能够显著促进长三角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协调发展,而政府干预与对外开放会抑制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协调发展,即使在改变实证方法重新对这些因素对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协调发展的影响进行检验后,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考察上述影响因素对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协调发展的溢出效应,发现科技创新、经济水平、金融发展、能源效率、产业集聚、政府干预与对外开放均有空间溢出效应,其中,科技创新、经济水平、金融发展、能源效率、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而政府干预与对外开放对绿色经济与社会福利协调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抑制效应。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促进长三角绿色经济和社会福利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