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自从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就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每年都被提上国际谈判桌。在关于碳减排(即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的“囚徒困境”背景下,各国于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条约于2005年2月16日开始强制生效),该《议定书》规定了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分担机制,但这个机制尚不能达到“激励相容”,世界主要国家仍然围绕减排问题展开一轮又一轮博弈,名义上是寻求国际合作,实质上是各国之间利益的竞相追逐。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家,面对不同大小的减排压力与动力,具有不同的减排态度。通过建立减排态度具体指标,可将发达国家划分为“推动者"欧盟,“拖后腿者”美国等,也有不少“旁观者”国家；将发展中国家划分为“潜在的推动者”中印等,“中间摇摆者”俄罗斯,也有“旁观者"OPEC等。不同减排态度的国家在碳减排引发的博弈中权衡各自利益,采取不同的减排措施。碳减排引发的国际博弈主要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之间展开,本文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CDM机制和碳关税问题这三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这三个问题本身的提出都是国际博弈双方妥协的产物。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始终坚持之,美国始终反对,而欧盟却前后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但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使得欧美联合淡化该原则的阴谋没有得逞；CDM机制的提出是“讨价还价”博弈下的产物,一开始被设计成“合作共赢”的典范,但随着该机制的开展,出现稳定性问题；碳关税的征收将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威胁,但其作为“威胁与承诺”存在可信度问题。同时碳减排引发的博弈也在发达国家之间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随着碳减排的开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更多地体现于几个政治大国之间的较量,即中美欧之间的博弈。通过“三个枪手”博弈模型的分类讨论,可知中美欧之间的联盟博弈不管是哪种形式,都是不稳定的,中国应防止成为美欧联合攻击的对象。面对不同阶段的不同博弈对象,中国需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发达国家,在总的战略指导下,中国既需要肯定,也需要采取防御策略、主动进攻性策略及劝说性策略；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则应区别对待不同国家,努力团结一切发展中国家,采取与发达国家抗衡的“合纵”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