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我国借贷利率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双轨”规制,司法权和行政权难免存在冲突。实证考察发现,在金融借款纠纷中当事人主张的利息、罚息、复利等费用之和超过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时,法官为了落实《民法典》“禁止高利放贷”的规制,保护弱势的借款人,往往突破现有司法解释的规定,直接或参照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进行裁判。能动司法在金融借贷中尤为明显。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金融市场利率规制面临着重大变革和调整:“类金融机构”从民间借贷中独立出来,不再适用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规则;央行放开对金融借贷利率的管制,逐步取消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限。这意味着金融借贷在利率上限规制上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那么,金融贷款利率上限的取消是否违背《民法典》“禁止高利放贷”的精神?法官判案时能否基于公平原则适用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规定?金融市场借贷利率标准如何锚定?上述难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决:一是要完善利率规制架构,协调利率规制理念,注重发挥司法的克制性和谦抑性,调和司法权和行政权在利率规制上的冲突;二是重构利率规制体系,以金融体系为区分适用不同的利率上限标准。民间借贷利率可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适用法定利率即“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正规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借贷利率,借贷双方可参照央行公布的市场利率进行约定。当二者发生冲突诉诸法院时,以法定利率为准进行判决;三是完善金融市场利率的监管,设立和完善市场准入,建立风险预警机制,补足监管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