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贵州省黎平县的一个侗寨，高寨的婴儿高死亡率作为个案，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婴儿死亡率的水平、变动趋势、影响因素及其下降的机制。　　本研究通过对高寨进行为期四十天的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具体运用了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和文献收集等方法获取妇女生育史、分娩方式、婴儿的喂养与照料、婴儿死因、人口统计数据等资料。　　本文借助于人类学关于家户和文化的理论，并借鉴人口学关于婴儿死亡率的研究，构建了一个类似于中介变量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家户因素和文化因素居于中心位置，它们对最接近决定变量——营养摄入、母亲因素（生育数量、生育间隔及偏好）和个人疾病预防与治疗——产生影响，并以此影响到婴儿的存活状况。生态坏境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如经济发展计划、医疗卫生计划等，往往是通过影响家户和文化因素而实现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　　高寨的生态特征造成耕地分布分散，及以“男人田、女人地”为重要特征的性别劳动分工，这使女性承担了更多的生产劳动和家庭劳动，即使在怀孕期间仍继续从事正常的劳动;女人产后恢复期又被禁止吃任何带油、腥的肉类食物。后果就是妇在怀孕和产后时期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补充营养，出生婴儿体重偏轻，新母亲无法分泌出足够的奶水而只能用糯米饭喂养婴儿，最终使婴儿面临较大的死亡危险。　　母亲因素受到家庭构成原则的影响。在高寨，拥有一个孩子对于稳定一桩婚姻和家庭非常重要，而房族的传承及老人的赡养都要靠男性。因此，婚后尽快生一个孩子，尤其是男孩的期待非常强烈。但在高婴儿死亡率的情况下，多生育是保证至少有一个孩子存活下来的一个办法，但多育常常使母亲进入“多死多生、多生多死，又多死多生”的怪圈。男孩偏好导致溺杀女婴，女婴死亡率高于男婴死亡率。　　个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受到传统疾病观、家庭因素和医疗体系共同影响。高寨人通常将疾病和他们的鬼神信仰联系起来，这种疾病观使他们倾向于向以鬼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医疗体系寻求治疗。现代医疗设施资源有限，并且距离高寨较远，同时需要花费大量的现金，这往往超过高寨大部分家户的经济承受力，因而患病婴儿的父母难以充分利用现代医疗服务，只能用一种宿命观看待他们孩子的死亡。　　2005年之后高寨的婴儿死亡率逐渐下降，这一下降要归因于黎平县保健医院的驻村行医、县乡政府对高寨的财政和卫生投入、高寨人订立新村规民约等。这些措施改变了传统的生育、喂养和看待疾病的观念;同时提高了家户经济能力，最终通过改善婴儿的营养摄入和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实现婴儿死亡率的降低。